我的“首选”梦，还没到泰山顶，便摔了个粉碎！
我无心欣赏直插青云的险峰、锤痕斑驳的石刻，更不忍卒睹破败不堪的碧霞寺、玉皇庙。径直越过山头日观峰，沿着山后的峡谷寻觅。不幸，既未见离群索居的独户人家，也没找到一处可以栖身的洞穴。
夕阳衔山，冷风劲吹。我卷缩在一个岩石凹陷处，哆嗦着挨到黎明。借着残月的青光，急忙下山，溜回来时的火车站。登上火车，奔向第二个“理想地”——孤岛。孤岛山东垦利县，是黄河入海处的冲积平原，有一大片尚无人开垦的处女地。荒草遍野，土地肥沃，早就听说有不少盲流在那里开荒种田，是个三不管的世外桃源！
在辛店站下了火车，换乘汽车来到一个叫东营的地方，准备换车去孤岛。在矮小的候车室里，有一个满脸污垢、带着铺盖卷的中年农民，他衔着旱烟袋，正跟身边的一位老者倾诉不平。原来：近几年黄河三角洲发现了大油田，厂名叫“九二三”。为了保证厂区安全，限期驱赶逃荒去的外地“盲流”。他被强行赶出来，只得返回沂蒙山老家。
无问题的农民尚且遭到驱赶，那会允许“黑五类”存身？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第二条退路，又成空想！
书呆子的“深思熟虑”，不过如此！
我来到汽车站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大口井旁，扶着高仅及腰的围栏，热泪滚滚。
近几年来，哪一天不听到“花岗岩脑袋”们“自绝于人世”的消息？我的“同案人”老丁，关押了不几天，便毅然自杀。几乎在同时，厂里还有三个人自杀。我为什么不能步他的后尘？面前这汪黑洞洞的积水，不就是一条再好不过的“路”吗？只要头一底，身子猛地前倾，一切都解决了！还犹豫什么呢？
不幸，年老的父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怜兮兮的面庞，立刻浮现眼前。我退了回来，揩干眼泪往回返。当天深夜，又回到了两个月前出逃地——潍坊。
不料，一出火车站，便是当头一棒：在众多的“通缉令”中，最为醒目的一张，竟写着我的大名。罪名：“顽固不化，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畏罪潜逃！”劳动改造了整整十个年头，罪名多得很，却从来没有“破坏生产”这一条。想不到，离开生产岗位两个多月，却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通缉令”上，有照片展示面容特征；有文字介绍身高体重。幸亏是凌晨时分，广场上空荡荡，不然真会被当场捉住押送回厂。那时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使人不寒而栗！
急忙溜出火车站，向着平安匿藏了两个多月的老袁家逃去。到了他家才得知，老袁的冒险义举，走漏了风声。我离开之后，他遭到了盘问。我不想连累老袁，立即转身走开。但他将我拉住了：“既然已经来了，要走，也要想好活命的门路和安全去处呀。你只管住下，估计他们不会来搜查。”
晚上，他询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只能如实相告：想好的路都走过了，条条是死路。眼下已经无路可走。问到我有啥特长？我说，出逃前照着书本学过针灸，也在自己身上练过。准备做鲁宾逊时给自己治病。老袁连连摇头：“你的去处，只能是偏僻的乡村，如今队队有赤脚医生，谁会求你治病？此路不通！”
前些年，我曾经用白铁打过煤油炉子，也曾经用破木板钉过矮凳和饭桌，还给小儿子钉过婴儿车。打白铁，还是要到城市找活，干木匠，则可以在偏僻的乡村转悠。但我仅仅是个“钉子木匠”，哪个肯用你？老袁沉思半晌，让我想办法“进修”。我想到当年的一位同事，被打成右派开除回家，跟父亲学了木匠。我连夜偷偷溜到他家，得知我已无路可走，认真给我上了半夜木工课，又送给我踞刨斧凿等几件必需的工具。我回到老袁家，他找来些破木头、烂板子，让我练艺。我先做猪圈门，再做窗户，风门。又照着葫芦画瓢，做了个桌橱。由粗到细，越做越熟练，两个月下来，竟被认为“像个成手木匠”。我潜回城里，跟家人一起过完了过年，又补充了几件工具，找来两位亲戚在东北的地址，开始了正式的盲流生涯——闯关东。
我改名李广南，来到辽宁新宾县投靠一位远房亲戚。他落籍的大队，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响水河。我谎称自己62年下放当了木匠，关里生活困难，想到东北找点活干。他似乎相信了我的谎言，积极帮我揽活。我便正式成了“木匠”。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我不惜汗水，倾尽全力，认真对付。当第一批活：椅子，立柜，对箱，板柜等家具做出来时，居然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这个李木匠，对人和气，干活卖力，活路细，还爱惜木料。”我正庆幸初战告捷，出师顺利。亲戚突然告诉我，大队支部书记，向他盘问我的来历。说“那家伙越看越不像个木匠”！这个裂着一嘴黄牙，烟卷不离手的矮个子，好几次到我干活的人家，“欣赏师傅的好手艺。”想不到，竟是来搞侦探！倘若一个电报发回关里，一切全露馅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天夜里，便逃向第二个地址：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子。
在一个叫臭鹿沟的山沟里，有我的一位姑丈母娘。她青年守寡，带着一双儿女逃荒来到东北嫁了人。我们从未谋面，见了面惊讶得变了脸色。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历数岳父家成员的姓名，现状，好歹使他们相信，我真的是她的亲戚。这个队的支部书记侯贵有，听说来了个盲流，立刻在广播喇叭上大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盲流，正潜入我们的生产队，伺机破坏云云！亲戚提醒我，支书的儿子要结婚，正四处寻找好木匠。只要无偿给他做一套高质量的嫁妆，保证他装聋作哑。我立刻找上门去，毛遂自荐。得到恩允后，使出浑身解数，为他儿子做了一个炕琴，一个被搁，两个木箱，一个脸盆架。不但使他的冷脸换成了笑脸，见我确有“好手艺”，竟然让我以社员的名义，与队里的几个木匠一起，到通化市螺旋厂搞副业，做包装出口品的木箱。多年来，我一直为刻苦自学考上大学，“堕落”成知识分子而后悔莫及。不料，穷途末路之中，文化竟然派上了用场——我是唯一能能看懂图纸的木匠。一时间成了受人尊敬的“师傅”。第一次感到日子过得很舒坦。
谁知好景不长，刚刚潇洒了不到三个月，一场对盲流的大清查席卷全城。我只得挑上工具箱，只身逃回乡下。从此，钻山沟，穿密林，吃百家饭，时刻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转移，宛如无枝可依的惊弓之鸟。
在长白山麓整整流浪了三年零两个月，直到厂里向家里打招呼，允许我复工为止。
1975年10月回厂后，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初我一个人的岗位，变成了两个班，共六个人干。我一回去，人员立刻减少。可能他们尝到我逃走后给他们带来了不便，竟然没有认真追查，长达三年我去了哪里。直到毛泽东去世，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才清算那三年的“欠账”：无故离厂，破坏生产，执迷不悟，抗拒改造。给予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二年处分。察看期间，每月发给生活费三十元！
直到1978年，55号文件下达，右派分子改正，我都在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三年逃跑”赎罪。
改正后再次成了香饽饽，竟然用各种职务相诱惑。但这个厂伤透了我的心，决意离开这伤心地。1979年三月我调入高校，终于离开了改造了十七年，多次险些丢掉性命的发动机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