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战乱，也不是因为饥荒，而是因为一顶铁冠加身，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便经历了三年逃亡生活。
1960年夏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由于始终做不出令人信服的悔罪状，仍然是“带帽右派”。结果，被发配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在农学院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出纳员。我是调干生，上大学之前就结了婚，爱人在山东潍坊钢铁厂工作。有一天，市委组织部一位部长，到她的厂里视察，见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难很大，而丈夫远在八千里外的贵州。这位好心的部长，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人才，而且不会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调阅档案，便一纸调令，将我调回在山东潍坊。此前因为爱人老实心窄，我落难的事，一直没敢告诉她。回到潍坊后，才知道调回了个右派。爱人啼哭，组织部后悔，手捧刺猬没处搁，便让我到发动机厂干了车间统计员。我当年干过会计，算盘打得溜熟，工作完成的自然十分漂亮，工人对我也满有礼貌，不少人甚至称我“老师”。由于不会向顶头上司低声下气，更不知道送礼联络感情，不到一年，便被赶出办公室，撵到装配车间当了搬运工。
装配车间的头头，并没有歧视我，反而把我这个大学生真的当成了“人才”，放心地让我搞宣传。每天下了班，我便忙着写黑板报，写标语，编文艺节目，画壁画，常常忙到七八点钟才回家。甚至登上脚手架，画过两丈高的伟大领袖像。我就地取材以技术革新为主题，编写了一出三场吕剧《迎春曲》，自编自导自己伴奏，正式演出获得好评，给车间争得了荣誉。满以为不分黑白、班上班下地忙活，能得到个“确实改恶向善”的好评，早日摘掉铁冠，给老婆孩子减少一点精神压力。四清工作队进了场，仍然让我做宣传工作。直到“清组织”，才让工人与我划清界限，从此被冷到一边儿。
不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这个十三岁当儿童团长，十四岁参加革命、刚刚三十四岁的“老右派”，顿时陷入了灭顶之灾。抄家，挂牌，敲锣游厂，坐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紧接着又成了“右派翻案集团”的成员，隔离审查，逼迫交出黑后台。
原来，六十年代初，市委统战部曾组织全市右派集训，勉励加速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文革初期，有几个人率先要求平反冤案。结果，参加集训的老右，统统成了翻案集团的“成员”。其实，自从集训结束后，从未与带头“翻案”的人见过面，但无人相信。有口难辩，昼夜逼供，一关就是三十三天。不久，又落入了另一个更加可怕的旋涡——“叛国投修集团”！
铸造车间有一个姓丁的部队转业干部，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曾被劳教三年。牛棚开张，他自然成了其中的成员。有一天，他跟我一起搬运时，偷偷问我：“喂，如果不想被整死，敢不敢走人？”我愣在那里，心怦怦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往哪里走？”
“苏联。我在部队开过车，技术很过硬。到了边境一带，偷一辆汽车，保证可以冲过去。”
“那些边防军是干什么的？没听说，前几天游街的犯人中，就有一个投修未遂的，判了死刑吗？那岂不是自取灭亡！老兄别想入非非了。”我无比恐惧地拒绝了他。
两年后的一天，他在废铁场碰到我，开玩笑地问：“老右，最近挨斗了没有？”我高声答道：“平安无事。”孰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俩的对话，被不远处的一个青年听了去。一个小时后，我就被关进了黑屋子。立刻被解去裤带、鞋带，三班人轮流看守。专案组白天审问，夜间“加温”。逼着交代“新犯下的罪行”。自从落入右网，我虽然心下不服，却一直强迫自己认罪，拼命劳动，努力改造自己。见到年轻工人破坏公物，我都是好言劝解，哪里来的“新罪行”？顽固对抗就“加温”。不仅拳脚交加，甚至挥起了铁棍。几天下来，已是腿不能走，腰不敢直，耳朵被撕破，右眼差点被一个叫李加明的看守戳瞎，左腿膝盖被他用铁棍打伤……可是，他们急于报捷的战果，始终没得到。于是花样翻新——“熬鹰”。三天三夜不准睡觉。逼着一刻不停地高声朗读《毛选》。读着，读着，我便传出呼噜声。一顿劈头盖脸地“醒脑”后，还要继续读下去。
直到这时，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什么“新罪行”。一天，专案组来了新花样：逼迫交待最近与外车间什么人交谈过。我立即想到了与在铸工车间劳动的丁毅，曾经说过一句“平安无事”的话。话刚出口，我从打手们的脸色上看出，口供说到了点子上。方才意识到，是那个听到我们谈话的积极分子向上面作了汇报。那年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认定那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尽管如此，一连几天，我仍然不想交代两年前丁毅说过想外逃的事。反复强调“平安无事”之类的问答，是黑五类经常的用语。但从他们有针对性的诱供中，我知道丁毅已经“缴械投降”了。从心里埋怨丁毅软弱，一个人的一闪念，已经过去了两三年，有什么罪行可言？干么要交代？既然“顽固到底”已经没有意义，我只得交代了当年他的谈话。但强调，而且已经两年多了，他一直在老老实实地干活，足以证明那不过是他一时糊涂，不是成熟的思考。打手们如获至宝，立即命我写下“口供”。从此只看押，不再刑罚。一个月后，把我从黑屋子放出来，回到车间劳动，但仍然不准回家。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成了“叛国投修集团要犯”。这案子，成了轰动全市的大案要案。而“主犯”丁毅关押不到三天，不仅交代了“罪行”，一个在劳教所“锻炼”过三年，一米八五的大汉，竟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在厕所里拣到一块破灯泡小玻璃片，悄然割断了股动脉。等到决定送医院抢救，已经晚了，他死在去医院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