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冷战陷阱》所想象的那段“美妙的”历史相反，卡根用列举历史事实来说明那个所谓大国协调的多极世界的残酷。从1815年到1914年，那段时间曾被一些人视为欧洲的“长期和平”时期，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大国之间打了数十场全面战争，死亡人数动辄数十万。
我同意罗伯特·卡根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那一百年（1815-1914）并非如基辛格所赞美的是百年和平，当然，与随后的一战二战相比，其规模和残酷性都较小。我也基本同意卡根所认为的“在二战之后这80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和平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代理人战争（如韩战和越战）以及极权国家内部对其国民实施的制度性肉体和精神毁灭，如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大饥荒和摧毁精神文化的文革。这些都可被视为对国民的内战。
二战后这80年，前45年是“冷战1.0”时期，后35年是“后冷战时期”或者说“美国治世时期”，或者把整个80年都大略判为美国主导时期也可以成立。
罗伯特·卡根认定这80年是“例外”而非历史常态，而《冷战陷阱》作者则认定这80年束缚了美国人的思维，在当前已经难以为继。他们皆认为我们正在重返类似18、19世纪多极化的民族国家时代。不过《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对之持正面评价，而罗伯特·卡根则持负面评价。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终结？
罗伯特·卡根宣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的主要依据，反映在他2024年出版的《叛乱：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4一书中：
在人们心目中，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义。如果将这种自由主义放到当时世界舞台的背景上，更可以彰显其对于人类进步和文明所具有的意义。在当时，整个世界，包括欧洲，都是按照种族、宗教、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构建出来的。卡根强调指出，美国国父们创建的自由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理念，是对这种旧秩序的颠覆。
卡根认为，实际上，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秉持《独立宣言》的平等、天赋人权原则的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捍卫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抵制这些原则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卡根这一叙事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察，有两个致命盲点：
1.忽视了二战及冷战的划时代精神遗产及其历史性判决，忽视了前述遗产被当前乱局激活后可能产生的反弹力。
2.他忘记了，美国传教士同时也是自由主义传播者。他还忘记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是从欧洲传承过来的广义的自由主义（包容了《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理念，即中间激越进取和中间平衡保守的自由主义理念，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
关于冷战在世界史上划时代地位及其精神影响，我们将在下面论及。这里着重讨论罗伯特·卡根的论点：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基督教传统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这一论述的要害问题是把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完全斩断了二者之间的血缘联系。不应忘记，近代自由主义正是诞生于基督教文明传统之中，而不是诞生于轴心时代以来的其他任何文明传统中。
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如人权，正是来自基督教。洛克就清晰指出人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来自上帝，进而《美国独立宣言》声言那是“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注意的是，在更早的古典世界的希腊罗马，只有公民权概念，并无人权概念。当时仅自由民有公民权，而奴隶则并无此项权利，即古典世界并无普遍人权概念。
另一核心观念，平等，溯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启蒙运动只是把上述源于基督教的神圣律令自然法化、世俗化了。这些根本观念溯源于基督教特别是其中新教和清教徒传统，并演化为现今的民主自由体制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在全球拓展自由之所以被广泛称为“传教士情结”，正表明了其遗传的基督教烙印。
此外，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内部形成的“选举—法制—权力制衡”机制，为后来欧洲世俗王权向宪政体制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模板、合法性语言和政治想象空间。通过长期的模仿、转译与世俗化，输入了选举合法性、法高于人的法治理念以及权力可被制衡的理念，从而对宪政体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宪政不是对基督教的否定，而是对其制度创新的世俗继承。
虽然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天主教有异端裁判所，美国制订宪法时亦在南方各州的压力下保留了奴隶制条款，但基督教核心的人权平等的价值理念，通过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美国内战等历史性蜕变，逐步显化自我，实现脱壳，扬弃了教会历史上某些负面因素，其核心价值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有鉴于此，美国被视为“被上帝拣选的民族”，美国制度（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具有普世性与救赎性，所有这一切，澄明了美国制度与基督教的深刻关联，美国的传教士情结深植于清教徒传统与“天定使命”（Manifest Destiny）观念之中。鉴此，并不存在卡根所谓尖锐对立二元实体——“两个美国”，而是具有传承演变关系的一个真实的美国。
综上所述，我们无法否认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血缘关系。回望一下冷战期间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对东欧（如东德波兰捷克苏联）和南韩的巨大自由精神激励就更加一目了然。目前美欧之间、美加之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保守主义和自由派（liberal）的极化的对峙态势，从长程眼光看，并非永恒壁垒，而是历史钟摆现象。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美国国际战略的双重情结——“传教士情结”与“孤立主义情结（或现实主义）”二者之间周期性摆动的当下显现。
维诺库尔和卡根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多极化时代已经或即将降临。笔者必须指出，两位有一个共同的视野盲区，那就是冷战。他们完全看不到冷战与历史上一般战争和冲突的区别。而冷战，它的历史独特性是值得大书特书并仔细探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