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才是在远东种地最大的挑战：机器可千万不能出毛病。
说到这里我希望你能真正理解“广种薄收”是什么意思——人贵到没有人，地便宜到只剩地，这样的世界里，运行着另一套逻辑。一切都依赖机械运作，这里像是黑灯工厂更甚于我们了解的那个田园牧歌的乡村。每年，王哥和他的人要提前一个月到远东，就是为了修农机，确保春播万无一失。而一切灾难里，最大的灾难就是机器出问题。能在本地修的还好说，不能的，就只能从国内人肉带备件过来。这样我想起了朋友家的印刷厂，只要印刷机还能运作，那工厂就不会停止。
我的一种幻想被颠覆了：农机这种纯地里干活的机器，难道不应该作为工业级设备非常耐用吗？至少在我的行业，如果一台相机说自己是干活的机器，潜意识就是说它虽然可能无趣但绝对靠谱。怎么农机还动不动就坏？看来拖拉机驾驶乐趣的代价就是它如同任何有乐趣的机器一样彩云易碎琉璃脆。
不过这也不能都怪机器不稳定。农田就不是一个工况良好的环境。如果这种“广种薄收”的机械化作业如同工厂，那一定是苹果最讨厌的那种。坑洼、破路、连续不停地作业……啥机器在这里都很难稳定。但虽然王哥这么解释，呆了一会之后他还是说出了真正的原因：这些机器都用了十几二十年了，能用就不错了，哪有钱换新的？王哥虽然是古典意义上的地主，但在这个巨大的农业游戏里，却时刻感觉自己就是个佃农。唯一敢大规模投入的，只有地。其他一切都要精打细算，大钱更是不敢花。
甚至你说王哥他们是农民，不如说他们更像是修理工。
也算轮到我开开
王哥和我介绍每个人的时候，首先介绍的就是他们和农机的关系：除了杨哥，老余负责所有车的保养、老柳负责改装和各种配套设施、老许主打康拜（收割机），并且负责带着俄罗斯人干活、老栾指哪打哪，哪里需要他就去哪。
这些人都至少五十岁，和王哥都已经合作很多年了。“说白了就是这几个人，我就当成自己家人来对待”。因为“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
随着播种的正式开始，整片土地也进入了“换人不换车”的模式。几台农机开去地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除非遇到问题，否则就是一直在耙好的地上播种。晚上会打开大灯，照亮农田。而我们的水平显然不够，就只能逐渐摸索，最后在白天可以开一开农机，自己种自己的地。不过我们的地少，在农机的帮助下，两天多就全搞定了。
主要农机编队作业是一项困难更大的工作，而且我们的地也没大到配得上编队作业。所以我们只好轮着开农机。但我也不能闲着，就来回在基地帮忙搬大豆种子、看大家修农机和练习焊接。王哥虽说已经在远东种了这么多年地，但还是感觉有不少优化空间。每年都想试试不同的种子，今年也找俄罗斯人买了一车。不过拉过来王哥却感觉质量没有想的那么好，但钱也付了，倒是不贵又不是不能种，那就种点看看吧。
王哥的新种子
王哥期待他的新种子效果如何，我则期待我们的地能长多少大豆。虽然对于熟悉远东的人来说，我们这点地算不上什么。但对我们而言这依然是无法依靠人力劳作保证产量的尺度。也许在远东种地有点像一场真正的赌博，尽一点人事，剩下的全是天命。
在回去之前，我们开车去了一趟乌苏里江。乌苏里江是中俄的界河，我多次站在过它的江岸上——可我只从一侧看过，还未曾踏足过另一侧。乌苏里江原本是中原帝国的内河，但历史的变局让我走了很多年才来到了大江的另一侧。
乌苏里江面宽阔、平静，一如我们对今年收成的预期。
乌苏里江
5 大豆世界史
历史的洪流从不遵循预设的河道。
日俄战争接着就是一场席卷整片土地的大鼠疫，让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东北。这仿佛就是几年后一战和西班牙大流感的预言。但此刻，东北享受了短暂的平静，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作为全球大豆无可争议的心脏，其产量与出口量似乎昭示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动摇的农业宿命。可也就在此刻，在东北大豆乘坐蒸汽货轮，将东方的蛋白质输往欧洲之际，河流却带着它走向大洋彼岸扎根。
在大洋彼岸，土地面积已经不是未来的引线，想象力、战争和机械才是主导。没人能想到，为大豆点燃新大陆的人是亨利·福特，就是那个以 T 型车改变了世界的工业先知，福特汽车的创始人。
福特有很多远见，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不好说、有些则是灾难。大豆可能介于第三种和第四种之间。他认为大豆堪比化工厂，他投入数百万美元建立实验室，命令他的化学家们“去给我从那颗豆子里找出一部汽车来！”
很快，福特工厂里下线的每一辆崭新汽车，都带上了大豆的印记——从换挡杆上光滑坚硬的黑色手柄、到喇叭按钮和仪表盘的塑料部件、再到车身那闪耀着光泽的搪瓷漆，都源自大豆蛋白和豆油的衍生物。福特甚至在 1941 年，向世界展示了一辆几乎完全由大豆塑料打造的车身外壳的大豆汽车，他用斧头猛砸车身以证明其坚固。
大豆车（上下滑动观看）
可大豆最合适的用武之地显然不是造汽车，福特此举难言成功，但他却为美国大豆点燃了工业革命的星星之火。接下来，如同很多事情一样，战争则为大豆浇上了最猛烈的催化剂。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