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起因于两篇文字，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和因此文引起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此案定案于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由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宣部被解散，部领导陆定一等遭到了迫害。此案曾被认定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他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于1979年1月11日中央决定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并在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上公之于众。“中宣部阎王殿”案沉冤13年后，告白天下。
我是中宣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目睹了中宣部的“文化大革命”。“阎王殿”案的发生和平反，令人震惊难忘。
▋我所知道“阎王殿”冤案的发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农村参加“四清”，接通知回部听传达。5月30日，李富春同志向中央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作报告。他传达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问题，讲了斗争的意义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问题。我去听了，他没有讲中宣部是“阎王殿”。
听报告后看到了中央下达的有关文件，才得知毛主席指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是毛主席对康生等人讲的，记载在当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这个“大事记”是“五一六”通知的一个附件。“五一六”通知有两个附件，附件一是“二月提纲”，供批判用；附件二是“大事记”。
当时就听说“大事记”是王力等人整理写出的，后来王力在《反思录》中说，“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王力）参加了整理。“五一六”通知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当时是党内文件，一年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据我所知，“大事记”和“二月提纲”均未正式公开发表。“大事记”里记载：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里所指“坏人”是吴晗；“左派”是指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姚文元文章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大肆叫喊：“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诬陷中宣部“仇恨毛泽东思想”、“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江青很早就骂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煽动砸“三旧”，即砸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
中宣部顷刻倒台。在当时，容不得人们有半点思考，也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党中央主管思想工作的重要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然成了一座“阴森森”的“阎王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宣部17年的工作被全盘否定，被诬为“黑线专政”的17年。当时正、副部长共12人，除副部长陈伯达上升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外，其他人均未能幸免于祸。这些同志在党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担任着党政重要领导职务，他们是资深的老革命、有造诣的马列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一下子成了“阎王”、“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了反对毛主席、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成了革命的“罪人”，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没有了人权，被无辜推上了审判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真是“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
对此，中宣部很多干部感到愕然、震惊、很难理解。主要当事人陆定一部长事后才知道了毛主席和康生等人的谈话，犹如泰山压顶，“中宣部是阎王殿”，自己成了“大阎王”、“大学阀”，他怎么也想不通。“二月提纲”的执笔人之一、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据许立群的夫人回忆，他正沉浸在主席同意了“二月提纲”的喜悦中，突然“二月提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成了“文化大革命”批判的靶子（“五一六”通知给“二月提纲”列了十大罪状），犹如五雷轰顶，他懵了。在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多年的张子意同志说自己是一个“内蒙古”，意即不明真相，蒙在鼓里。理论处副处长陈道为中宣部的倒台、为陆公（指陆定一）的不幸落泪，大字报揭发他“哭殿”，受到批斗……我是中宣部的一般干部，更不知内情，感到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