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后听说幼儿园只接受自行入厕的孩子，不由想到二姑姑一辈子不知训练过多少小童学会处理消化系统末端工作。令我无比惊讶的是孩子们可以训练得定时去集体解决问题，小班的排排坐在靠墙的一个个便盆上，中班、大班依时去厕所。我们记得小学、中学里对自己影响至深的良师，大概都忘掉替自己擦过屁股的幼儿园的老师、阿姨了。
幼儿园的老师没有“空堂”，二姑姑和大多数老师都一样，从幼儿园开门到关门，10来个小时里外张罗，教唱歌、讲故事、教认字。我曾去听过她上课，大约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设法制止小朋友讲话，设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小朋友的名单贴在墙上，每个名字后面贴着数目不等的小星星，是对乖乖听话的表彰。
学生走了，老师下班回家了，二姑姑前院后院巡视过，门窗关好，天也黑了。生活中的盼望很简单，等待星期天，可以多睡一会，少忙一天。没有星期天的年头也不少，“大跃进”的几年，星期天要放卫星，领导总可以想出新名堂来，要员工加班加点。“文化大革命”到处停课，抓革命，幼儿园则停不了。二姑姑出身旧官僚，一旦有政治运动（那是大部分年头都有的），就得写各种各样的“认识”、“检查”，没有运动的日子也有政治，出身不好“重在表现”。身在幼儿园，到处都是表现的机会，只要起早贪黑地干，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地做就行了。二姑姑经常因表现好被评为模范教师，几句好话，一张奖状，足以令她觉得辛苦有所报了。她在同事中资历最高，也很受学生家长喜爱，但是从来不可能被提拔，家庭出身属旧官僚，还评她先进，己算对她宽大。这所幼儿园后来成为城中名校，据说比入重点大学还难，那已经是二姑姑和这一辈开拓者离去后的事了，另一所同样出名的幼儿园，就设在二姑姑度过少女时代的熊家宽街大宅。好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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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姑爱看小说，对俄国作家情有独钟，我去找她许多时候是交换小说。她讲到幼儿园的许多趣事，我最记得关于她们园长的故事。这个园长出身好，是幼儿园惟一的党员，虽没有上过多少学，但经常出语惊人。她去参加卫生局召开的会议回来，召集全园老师开紧急会议传达说：“现在昆明流行阿尔巴尼亚痢疾。”大家虽明白那其实是阿米巴痢疾，却不敢笑。那年头动不动要去参加反美大游行，园长带头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黎巴嫩人民的爱国行动！”她批评员工说：“看看别的幼儿园，散会后都走在一起，而我走出来就只一个人，你们都走开了，完全不靠拢组织。”
二姑姑微薄的工资，还要供养相继加入这个家庭的侄女和外甥女。与二姑姑模样和性格毫无相似的三姑姑上世纪50年代初就自杀了。三姑姑从不正眼瞟我们这些小孩一眼；姑姑、姨姨中，仅有她平时也擦脂抹粉，会在大庭广众中拿出小镜子来抹口红。我家的像册里有一张她的得意照片，穿着海狐绒大衣，学好莱坞明星的发式，头上顶着高高的发卷，扮得雍容华贵。“文革”初期害怕被抄家，家家户户自行“扫四旧”，三姑姑那张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太太玉照，就第一时间被从照片簿里抽出来烧掉了。三姑爹当警官，那无非是一种职业。人长得气派，肯吃苦，不笨，在那个行业中容易升官。新政权建立，他和几百万在原政府军政部门供职的官员一样，全成了“敌伪人员”，一下子都欠了人民的血债，要去坐牢。母亲不喜欢这位三姑爹和三姑姑，两人吸鸦片，男的说不定还贩过鸦片。三姑爹被抓进去，一下子全家生活没有了着落。三姑姑从来心高气傲，没和任何人商量，便借钱开了间卖米线的小馆子，地点选在离祖父乡下别墅不远的小镇上。从来衣来伸手的三小姐现在要涮镬洗碗端米线，主雇是她历来看不起的乡巴佬；如今轮到别人向这位县长家的千金小姐拿一点架子了。开张几个月，一直只亏不赚，终于在一个晚上，大概吸了一阵鸦片，云雾中完全忘了一对可爱的儿女，就吞下剩下的鸦片，再喝几口酒，一了百了。丈夫在牢中，她留下一子一女，男方亲戚接走男孩；女儿小平像个洋娃娃，皮肤白里透红，大大的眼睛会说话。她后来一直住在二姑姑家，管她叫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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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二姑姑的弟弟小叔叔也自杀了。他在县里工作，成了县里造反派的头头，到造反派变成斗争对象的时候，出身不好的小头目自然变成阶级敌人，被日斗夜斗。需要显示自己革命立场的群众，本派的和对立派的一样，对他拳打脚踢。记得小叔叔话不多，很会“哑闹”，不动声色地顽皮，他整天在后山树林里抓鸟捉蛇什么的。家里有不速之客，奶奶会差他去找菌子，他知道菌窝子，从不空手而归。那个夏天，一次批斗会后，他失踪了，几天后放羊人才看到他吊死在一棵树上。也许他只是去采菌子，想起明天、后天、不知哪年哪月才受得完的凌辱，于是心一横，永远留在他心爱的树林里了。
他太太是四川人，年轻漂亮，皮肤剔透如孩童，不久改嫁了，带走儿子，女儿小妹送来给二姑姑，过了些年，小妹她妈又来把她接走了。没有着落的孩子托给二姑姑抚养，到不需要她时来说一声，就接回去了，这一切好像都理所当然。现在不时从新闻中看到为争夺小孩造成家庭间的战争，拼个你死我活，我才想起二姑姑和她抚养过、又离开她的孩子们。她后来心脏越来越差，记得她似笑似泣地念说，“心操得太多，伤得太多了。”谁又曾明白过她？
对她永远怀着感激和敬意的是她最小的弟弟。
“老弟”从小过目不忘，家人视为神童。饱读诗书的父亲对小儿子最寄厚望。家庭出身不好，家中又缺钱，于是他选择了不收费还供伙食的西北牧畜兽医学院。毕业后，分到甘肃祁连山山区任公社兽医，一去30载。他说羡慕苏武，只须管一群羊，做乡村兽医要背着药箱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替牧民、农户的牲口打预防针、治病。他曾在风雪中迷路，有过不只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故事也有另一面。山民眼里，兽医比医生还要紧，牲口死了，一家人便断了活路。老叔个子矮矮的，皮肤不知为何晒不黑，慈眉慈眼，在西北汉子中像是外星人。老百姓觉得这位心好医术高的“救命恩人”，仿佛上苍派来，对他极好。“文革”来了，革命队伍将这个数十年前的旧县长的儿子清理出来，下放到深山去放牧。这回他知道苏武的滋味了，睡窝棚，烧牛粪，几个月不见人踪。有一次，听到对面山上传来铃声，想是有牧民路过，飞跑下山，一路呼叫，结果还是没能看到人影。
他从不知道，渴望见到人，和人说话，会似饥饿般难受。
“文革”后期“促生产”，远近闻名的兽医才被调回县城。年复一年，像二姑姑一样，总是被评为模范，却也不受重用。
二姑姑每次来找爸爸，话题都是如何帮弟弟调回昆明，多年来只有二姑姑不断地写信给放逐西北的弟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才引进可以不必先调个人档案、转户口。昆明的亲戚终于帮他联络到接收的单位。但“拥有”他30年的原单位仍不放他走，没有单位证明买不了火车票。二姑姑来找父亲商量，决定打个电报给他，“母病危，速归”，他接了电报立刻请假买火车票，四天三夜赶到家里，奶奶和二姑姑笑眯眯地迎接他，而他这一路不知淌了多少眼泪！
我1988年回云南参加澳大利亚的扶贫项目，还和他同过事呢。他讲着带甘肃口音的云南话，无疑是最高明的“中方专家”之一，依然不受重用。前两年去探望过他，早退休了，在教小孙孙做功课，心满意足。
二姑姑终于盼到儿子结婚、孙子出世。她死后，葬在西山五老峰，离母亲坟不远的地方，去上坟颇不易，须沿陡峭的山路攀爬一小时。那年清明，我们上罢妈妈的坟，如以往，也去二姑姑坟上烧香，见已有人留下的钱纸、香炷，我们还以为必是二姑姑的独子来过，下山时却遇见他们一家正往上走。
是谁来拜祭过二姑姑呢？她卑微的一生中照顾过的人吗？可有谁还记着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