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做“开路先锋”，所以去的地方都是没有公路的荒山野岭，散住在山间的农家，我们住过农家的堂屋（相当于农家客厅，按农家的习俗，堂屋只准男人住，不让女人住），住过农家谷仓顶上，还住过牛圈“楼上”……随着公路的延伸，还得不断迁移住地，有时附近没有农家或农家不够住，就只得搭工棚，用当地那种宽大的竹篾编成的晒席做围墙，油毛毡做顶棚。住农家时，晚上照明是点煤油灯，在灯下看书看得久了，鼻孔会被油烟熏得很黑。后来住工棚就用电灯了，统一发电，到晚上10点，随着发电机的轰鸣骤然停息，灯光全部熄灭。晚上出外则都用手电筒，附近乡场上的供销社，手电筒和电池的供应量骤然剧增。有时晚上开大会或看露天电影后，就可以看到山间小路上蜿蜒曲折的一串串手电光。
我们开始是在荣县东兴场附近筑路，公路逐渐往大黄山上延伸，被称为西干线。我们每天的主要劳动，就是移山填谷，砍掉灌木和荆棘丛，挖出泥土运走，几个人合力用钢钎将巨石撬下深沟，太大的岩石，就要打好炮眼，填上炸药，放炮炸开它。打炮眼还是靠人工（只有直属处机关的作业队是用风钻打炮眼），一般是姑娘掌钢钎，小伙子抡二锤，那楠竹软柄的二锤抡起来弯得像弓，技术好的还能够抡出不同花样，准准地击打在接触面积极小的钢钎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整个工地上时常都会有叮叮当当的锤击声。
天晴的时候，到正午时分，苍鹰盘旋的蓝天下，常常会听到山间到处响起尖利的口哨声，那是中队的安全员催促人们躲避的预警信号。过一会儿，就会听到一处一处接连响起山崩地裂的爆炸声，这是在放炮开山炸石了。我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后，要山上山下各中队跑（收集好人好事宣传稿件和向处党委报送的一些统计数字，如读毛著多少篇、写心得体会多少篇之类），有时就会从那些刚炸开、还散发着硝烟味的乱石堆上跨过。那时当然没有什么“生态环境”的概念，看到在我们手中变得满目疮痍的山岭，心中只会充满了建设者的豪情。当时放炮都是用的电雷管，所以基本上没听说什么排除哑炮之类的危险，但仍然出了意外，一次放炮时有碎石块飞到了我们中队的伙房，把一个正在挑水的炊事员面部砸伤了。炮工班据说是从大庆来的，是正式工，发的服装就与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黑色棉袄，他们是灰色）。我们后来才注意到在劳保福利方面我们与合同工之间都有等级差别。
生活供应基本上是得到保障的，因为石油部门有的是运输车辆。但在公路修通之前，还得靠大家去搬运，运米时，有的用脸盆装，有的拿扎上了裤腿的裤子装，各显神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的驻地搬。用水则都是用井水或山溪水了。因此伙房每天的挑水任务很重。
休息日，年长些的会到附近乡场上去喝酒（但往往会受到批评）。我到乡场上去则主要是寄信。因为我常收到家里寄来的书报杂志或新华书店邮购部寄来的书，东兴场那位神情腼腆、说话像女孩子一样细声细气的乡邮员小伙子（记得他姓萧，我们都叫他小萧），很快就把我认熟了。我们的到来给他增添了极大的工作量，他得每天奔走在我们散居山间的各中队驻地送报纸、邮件，但他非常敬业，从不懈怠。不知他今天是否还居住在东兴场上？
在山间的小河沟里洗衣服也别有一番情趣。那水很冷，很清澈。旁边山坡上的树丛中有不知名的小鸟发出弹拨琴弦般非常悦耳的鸣叫。我印象极深的是，一次在小河沟里洗衣服，中队里有位姑娘放声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太阳啊，霞光万道，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歌声随着山风回荡在山谷里，似乎比才旦卓玛唱的还要动人。那情景，真有些令人陶醉。
当时生活中最困难的是洗澡。曾经在小河沟里用晒席围了个棚子让大家去洗澡，但水太冷，天气一变，很快就不行了。我们住在农家的时候，有个姑娘实在难以忍受，偷偷在农民灶房里烧水洗了个澡，被农民大娘知道了，狠狠地痛骂了一通。大概是认为那有亵渎灶王菩萨之嫌吧？我是后来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去荣县城里出差（买宣传用品），才在县城的澡堂里美美地洗了个澡。
下雨天不出工，叫“扎雨班”。但“扎雨班”并不是让你呆在屋里玩，那时正是“突出政治”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不出工就得组织学习，读报，学文件，学毛著，讨论……总之“不让思想休息”。
更有特色的是“冬季整训”。我们去后不久就到冬季了。冬季往往会因气候原因很多时间不能出工，就会以室内学习为主。冬季来临之前，领导上和一些大庆工人就不断放出风声，说是冬季整训不得了，不死也要叫你脱三层皮，说得叫人不寒而栗。原来，冬季整训就是一种整人和折腾人的方法，有两手，一手是整，把平时的一些“歪风邪气”上纲上线狠批一通（有时发几句牢骚也会被上纲为“对现实不满”，聊一点对饮食、服饰的爱好也会被上纲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最大的罪名是“破坏会战”，最高规格的惩罚是斗争会，往往批斗得那些平时桀骜不驯的“刺儿头”也不得不规规矩矩低头认罪（个别“情节严重”者还在斗争会上当场被“开除出会战队伍”，押送回家）。冬季整训的另一手是捧，叫“评功摆好”，每个人都必须由大家为他找出值得夸奖的好处来，哪怕是一个性情古怪人缘极差的人，大家也得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找出他哪怕一丁点好处来加油添醋地夸上一通。这样一打一拉，胡萝卜加大棒，的确能把人折腾得服服帖帖，“听话要听党的话”。
评功摆好之后就要评先进，评选“会战突击手”。在我们那个队伍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成年人更糟糕，有的是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有的是家中有被“杀、关、管”（被镇压、被判刑关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亲属而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员，有的是原单位开除或精简压缩人员（多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总会有什么“污点”。也因此，我们临时工里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整个大队就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炮工班的几个人是中共党员。所以评先进只能是在这样一大堆矮子里面选高子。我那时体力弱，劳动力差，但劳动态度好，在文艺宣传上能发挥一些作用（中队驻地的美术字标语和墙报报头基本上都是我写、画的），于是也有幸当选了六五年度会战突击手，得到的奖品是一个精装笔记本。
至于更高一级的荣誉，就是评“战区标兵”了，“战区标兵”会享受由领导披红戴花、大树特树、到处宣讲（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待遇。在我们筑路处，记得被评为战区标兵的有一个驾驶嚘斯五一的汽车司机柳菊承，是位老实人，车开到哪里都会自觉修补路面，做好事。还有一位是处机关的长辫子打字员，她丈夫与她同姓，是处机关工会的宣传干事，为人十分谦和，不过，在开大会宣传她先进事迹的时候，当丈夫的会在主席台一侧毫不避嫌地振臂领呼向她学习的口号。
从大城市来到大山深处，久不闻城市的喧嚣，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在我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则：
（1965年）十一月七日，晴，星期日。
今天上午，我们正在劳动，忽然听到一阵轻微而特殊的轰轰声，渐近渐响，突然我们都听出来了，那是我们好久都没听到过的汽车声，有人叫起来：“汽车来了！”整个工地都发出了欢叫，人们全向公路的方向奔去。我们站在坡上，望着汽车响的方向，响声越来越大，汽车沿着我们亲手筑成的公路开来了！我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们亲手筑成的公路啊！
我当天还写了几句记录当时心情的诗，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我们当时的工资是像农村的社员（农民）那样评工分，根据劳动力大小和劳动中的表现，在各分队评出不同级别档次。我已记不起为什么头两个月没有发工资（当时肯定是向我们作过解释的，但却回忆不起了），只是给每人发了若干数量的饭菜票，让每人借支了必须的生活费（我只借了5元，许多人都是借一二十元）。第一次发工资是在11月25日，从我保存下来的用发黑的再生纸油印的工资清单（11月24日）上可看到如下早已忘却的记载——
姓名：何蜀
级别：乙付
出勤天数：62.5
日工分：7
总工分：437.5
工分价：0.13
工资金额：56.88
生活补助
雨班：4.50；开会：0.75；夜班：0.27；小计：5.52
合计：62.40
应扣
伙食：30.28；借支：5.00；合计：35.28
实发金额：贰拾柒元壹角贰分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