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场“四川石油大会战”，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十分重视，曾参加指挥大庆石油会战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受命担任四川石油会战总指挥和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设在威远县城北约20公里的新场附近一处叫曹家山的山沟里，依傍山坡建起了一片“干打垒”平房（厚实的墙壁用当地河沟边很多的一种坚硬石头加水泥砌成，据说造价并不比砌砖墙便宜），这一片时称“总部”的地方被命名为红村。最下面是招待所、大食堂，往上分布着电话总机房、印刷厂、会战指挥部各处室……会战领导小组在最上边一个小四合院。除去有盘山公路通到上面外，正中还有一道长长的300级台阶，直达山坡顶上的千人大礼堂，礼堂屋顶上矗立着很远都能看见的水泥铸成的“红村”两个大红字，这是彭真副委员长到此地视察时题写的（彭真被打倒后，就换成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当时总部宣传队演出中的一首歌就这样唱道：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红村礼堂迎朝阳，
石油工人大会战，
颗颗红心向着党！
后来，筑路处机关在东兴场旁边的小山头上建起了基地，起名为红旗村。
各矿区、各工地都写着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
“恶战恶战再恶战，一定拿下大油田！”
“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开气找油任务，我们死就死在钻台上，埋就埋在井场里！”
“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保会战！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七十亿”是指七十亿立方天然气产量。）
我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后，曾在一些路段的边坡岩壁或土壁上用石灰水刷写了不少这类标语。
对这场四川石油大会战，毛泽东、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作了相关指示。这些指示的主要精神当时都曾向参加会战的职工传达。在我保存下来的一个自己用白打字纸折叠装订的极简陋的工作笔记本中（当时我已调到二大队大队部作宣传员），还记有一些主要内容，那是1966年3月13日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召开的“总部电话会议”的传达报告要点。其中第一部分是郑指挥讲战区形势，第二部分是陈司长（石油部基建司司长陈李中，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传达“国家领导人对四川会战的指示”，内容要点有：
1、四川最大的压力：拿油出来。国家领导人先后六次对四川找油问题进行指示。
第一次，部党委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毛）主席说：“一定要在四川搞一点油，搞一点气。”
第二次，邓（小平）总书记、李富春、薄一波来四川威远矿区时指示：“四川搞气是搞到了，但搞不到油不算搞到了。”
第三次，邓总书记参观了大庆展览时指示：“你们在内地找不到油的话，过去的事情统统不算数。”
第四次，彭真来威远矿区视察时指示：“气的问题搞到了，油非搞到不行。贫矿也得搞。”
第五次，在全国工交会议上，邓总书记在会上指示：“石油工业部不管你在别处搞到多少油，在四川搞不到油，全都不作数。”
第六次，彭真把康（世恩）副部长找去谈话：“一手搞富矿，一手搞贫矿，一口井一吨油也得搞。”
张部长讲：“找不到油，我就没脸去见中央领导。”康部长指示：“根据中央指示，过去的一概不算，一切从零开始。”
必须恶战恶战再恶战，拼死也要上去。今年四川还要上100台钻机。今年部里面只留四个人看家，“全家老少”都到四川来。
2、张部长说：还是按过去的八大战场，三油四气一条线。搞油的办法：在川中上100台钻机“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搞贫矿，现在就干。两年以内再上两百台，明年开始一年打两千口（井），四年打它一万口……打它一个翻天覆地、天昏地暗、鬼哭狼嚎！
搞不搞油出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关系到石油部的红旗是举得高还是下半旗。（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一般人说的，反正是北京传出来的。）
今年开始试验出一套办法。快速打井。四川的三五计划搞不到三百万吨油就交不到差。中央指示，不管你搞不搞得到油，也要搞几个几百吨的炼油厂。口号把“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改倒过来。部里讲：“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
在我的日记中，还记有这次电话会议两天之后的3月15日下午，我们二大队在工地上（八中队刚完工的路基上）召开的“出征誓师大会”的情况，摘录如下：
二点半，大会开始。冯大队长先作了战斗动员报告。……
然后王技术员给各中队下达出征命令。下令前一中队上台报捷，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为了迎接大会召开而创造的高产纪录。王技术员对生产情况作了一些讲述后下达命令。各中队的干部依次列队上台接受命令，接到后都带领全队高举拳头向党宣誓，同志们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打打打！恶战恶战再恶战！”“死拼猛打，穷干硬上，头可断血可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哪怕是累死在西干线上，埋在路基下面，也要为石油会战献出全部力量！”各中队还纷纷表示提前完成任务。
命令下达完毕，各中队的代表争先恐后地涌上台表决心和互相挑战。一中队的中队长跳到了桌子上，三中队更迅速整齐地全体起立，前排高举决心书，中队长拿起话筒，带领大家振臂高声宣读决心书。八中队的几个代表急中生智，爬到了正面内边坡岩壁上，站在“出征誓师大会”大红字下面，居高临下，拿着话筒，高声宣读决心书、挑战书。四中队的全体同志齐声高唱起“比比谁先进，看看谁的干劲大……”会场上热烈沸腾，群情奋激，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震荡着山谷……
总部陈工程师讲了话。他代表总部祝贺大会开得成功，对同志们的决心和干劲作了高度评价，又讲了一下当前战区形势，要求大家为了今后能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大学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切突出政治。
现在的人来看当年这些记载，多半会感到荒唐可笑。搞建设怎么可以这样不讲科学，这样不讲效益，这样“做秀”？不过，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却是非常正常，非常普遍的。当时在四川石油战区还流行着这样一首不知是不是从大庆传过来的歌：
鱼靠水，箭靠弓，
乘风破浪靠东风。
石油工人大会战，
胜利全靠毛泽东！
当年人们唱着这样的歌的时候，极少会有人对“胜利全靠毛泽东”这样的断言在内心里表示过质疑。同样，也极少会有人对“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的质问表示过质疑。这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沿用的是50年代的“大跃进”再加上60年代的“突出政治”那一套。这样搞建设会有什么结果，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周恩来在文革中曾当面斥责32111钻井队的两位代表，两位“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和王存友（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别成为四川石油战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骂他们是“两个败家子”。其实，“大跃进”式的大会战不是他们下令搞起来的，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他们发动起来的。“败家子”的帽子，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一位曾与我同在筑路处二大队六中队参加这场“大会战”的朋友，在读了我写的此文初稿后感慨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想当年，一大批热血青年自以为是献身社会主义建设革命事业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一群民工，也就是被视为农民式的临时性工人。这就是当年理想主义教育的成功之处……还记得我们共同编办《家乡来信》的墙报吗？那一封封从重庆寄来的家书，哪一封信不是真实的充满了革命口号和革命热情。可见当年工业学大庆的成功宣传，实际上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认为有那段突出政治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中国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当年那一处处热火朝天的深山工地大都已重归宁静，我们修筑的那些公路已经年久失修，少有车辆经过。我曾在西干线一些公路旁的边坡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大字标语自然早已不见踪迹。那些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有的已经很难恢复原貌。据说红村总部那片显赫一时的房屋连农民都不愿去住（他们无法解决水电供应问题），完全成了废墟。那场“大会战”已经被人遗忘。然而，它耗费巨大的代价和无数人的青春，留下的教训，有人认真总结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