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在章伯钧家的工作看来也是很有成效的。章诒和在“卧底”一文中描述了冯亦代是怎样走进他们家的：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走近他，问：“亦代，你好吗？”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那里去呢？”母亲又问：“安娜呢？”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2]
冯亦代就这样成了章伯钧家的座上客，大约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被招募并指派赴章伯钧家承担卧底的任务。从冯亦代的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例如，“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时半才离开，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制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590321）显然，这天他在章家共进午餐之后，又一同欣赏了主人珍贵的藏品。又如，“接到章的电话，上他家去吃午饭，二时回。”（590504）“上午十时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时才回来，中间还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多钟点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590509）“上午和小愚去故宫看敦煌艺术展览，十分精彩。”（600903）“小愚”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家里的名字。“小愚已经来过电话，约同去看京剧四团的《满江红》，戏演得十分精彩，导演的手法，尤其值得称赞。”（600910）“下午去地安门（指章伯钧、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饭，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下册回，并归还刻本《随园诗话》一部。”（600927）“晚上李（健生）章（伯钧）请看北昆剧院的《吴越春秋》，并不如我理想的好。”（610506）“晚上去看小愚，她们明天去海拉尔，托带信一封致李。”（610810）“晚去李（健生）章（伯钧）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611224）“晚去地安门，喝咖啡。昨晚和他们去长安（剧院）看甬剧‘天要落雨娘要嫁’，……。”（620414）
三、线人的工作技巧和两面嘴脸
在从事线人的“特殊工作”后，冯亦代不断得到上级的指导。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600123）这里的“家”指的是某特殊机关。还有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之内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600403）“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一个时期的特征，特别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敌人所不喜欢的，咒骂的，正是我们做对了的地方。同时在工作中，必须每次挂好下一次的钩，不能造成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印象，也不要每次必有所获，而且要从生活上去接近，真正做到‘朋友’的关系。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必须记住，而且要善于运用。”（600508）
冯亦代是聪明人，想来会在“特殊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巧。比如，他很可能常对章伯钧说一些章愿意听的话，不然，章就不会频繁地要冯去吃饭喝酒、看戏、借书。可事实上冯亦代心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例如，他一次与章在社会主义学院相遇的时候，冯在日记中说写道，章“见了我寒暄一番，说‘都怪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581216）“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590218）“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590424）“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600126）“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600902）
冯亦代对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是敌视和鄙视的。他在日记中说:罗隆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581213）；“谭惕吾这一类的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590204）；“张志和很糟，他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区别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对自己没有好处。”（590223）；李景汉“一脑子资产阶级的教养阻碍了他，虽说是社会问题的所谓调查专家，那真是钻在云雾里看人间，若有所得，实则莫名其妙。”（590303）；“下午看了李景汉，关于他写的那本北京附近农村调查，我提出了意见，全书的基本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事实上就是反动的立场。不用阶级分析，不提党的领导，抽象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缺点方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590323）
冯亦代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及时向某机关汇报。冯的困难是，监视对象常常漫无条理地瞎谈，又不能当场作记录，而事后追记又怕记不清楚。冯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590210）“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590303）
这样的工作也真难为冯亦代了。幸亏他是个长于驱遣文字的著名作家，这些特殊任务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还多次受到上级表扬。这也怪那时技术条件落后，50年后的今天，录音机只有打火机一般大小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提到：“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有批评性的看法和忧心忡忡。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一九五八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它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3]章伯钧（或者还包括罗隆基）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一些就是冯亦代从他听到的大量废话中筛选出来的吧。至于龙云和于学忠他们，大约身边安插了另外的线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特殊工作的专业水平，冯亦代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他在日记中写道：“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590406）“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600131）“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61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