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右派分子”群中活动的。1960年初，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为了便于继续从事特殊工作，上级考虑，是否暂时不公开宣布为好。据冯日记的记载：“下午四时和老杨及老刘同志见了面。领导上因为我学习就要完了，回社去工作，考虑到我的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只要对工作有好处，公不公开不成问题，但领导上却想得十分周到，想到我和群众的关系，生活的问题等，要我在各方面做好工作，使一旦公开不会在工作上发生影响，同时可以更有利于工作。对于党的这样亲切的关怀，我真是说不出的感谢。”（600702）可是，冯亦代公开的工作单位（出版社）却不知道有关部门有如此复杂的考虑，“报完账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何路同志说：办公室已经通知你已经摘帽子了，我忘记告诉大家了。于是她就打电话通知编辑部。我听了不免呆了一下，连忙回家打电话给老刘，把情况告诉他。晚上和老刘见了面，把情况研究了一下。”（601008）
冯亦代的特殊工作中包含这样一项，每当中共有重要文件出台，或者发生了国际国内什么大事，冯就得去收集其监视对象的反应。例如，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文件中说：“今明两年城市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4]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穿衣吃饭的大事，估计到那些监视对象会发议论，于是上级就来布置任务了。“和老刘同志在14日见了面，他谈到党中央关于节约粮食和棉织品的决定。老刘同志要我今后对党的政策一定要有深的体会认识，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做好保卫党的工作，一方面有了更高的认识，便不会为落后的意见所动摇。”（600817）“下午三时去看老刘同志。领导上因为我经常接触反面人物，怕我对精简节约的党的政策立场有所模糊或动摇，所以特别由老刘同志给予我指示，要我首先搞通自己思想，然后才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归纳几点如下：1、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立场里认识精简节约；2、必须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长远利益来看待今天的节衣缩食；3、响应党的号召，对自己是个锻炼和考验，必须和自我改造结合起来；4、对革命事业的美好前途，大好形势，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暂时的困难也必须有充分的认识；5、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看问题必须看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经得住生活的考验。同时还指出今年有九亿亩的灾荒，所以思想上必须有所认识和准备，立场绝不能动摇。谈了约二小时。”（600925）冯亦代不但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指示，而且身体力行照着做了，甚至在听到这些指示之前就已经如此做了。例如，在“大跃进”期间，报纸上那些农业“高产卫星”，他都信以为真：“报上载早稻亩产已经出现了一万五千多斤的，这样的产量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但仔细想想，也是一条最普遍的实例，那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580801）1959年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相信了会议《公报》和报纸上那些强词夺理的武断宣传，像《公报》中说的“在今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方面，提前完成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完成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5]他在日记中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从而保证了五年计划提前三年完成，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毛主席指示要高举三面红旗，我则体会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总路线的重要意义。”（600122）当这“三面红旗”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之后，冯亦代在日记里是如此写道：“对于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正因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才克服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620101）用他的这个颠倒了的是非标准去衡量，一定可以从监视对象以及其他人群中收集到不少“反动”言论吧。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了一个“莫斯科声明”。多年后，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在一本书里详细记录了中共和苏共两党在三个星期的会议期间激烈的争斗，最后各党签字的“莫斯科声明”，其实是中、苏双方反复讨价还价又互相让步才达成的一个“妥协的产物”。如果硬要说这个会议有“划时代”之处，那就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从此彻底分裂，中苏日益对立。[6]不过，冯亦代对莫斯科会议的实情一无所知。他在日记中说：“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声明今天发表了，是个划时代的文件，也是今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里面闪耀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辉，读了十分兴奋。”（601206）冯亦代带着这样的观点去收集被监视者的看法了：“昨天去了地安门，和C（指章伯钧）谈了最近的国际形势。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确是有一整套的东西，因为立场不同，一样的事物看法就绝对不同，我们说《莫斯科声明》很好，是给帝国主义者一个打击，是给民族主义运动指出一个斗争的方向，但是从他看来却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是谁的世界？是资产阶级的，今晚似乎听了一场秋蝉的哀鸣，存在决定意识，原不是什么可以稀奇的。但有了一面镜子，却使我随时得知有所警惕。”（601218）
四、冯亦代：一个线人的自豪
冯亦代很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600803)这时，他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600817），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601207）。“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610819）“我想今后的时间应当这样安排，首先是家里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余的时间，就是文学，包括翻译和研究两方面。”（610920）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盟”指中国民主同盟，这时他已经调到民盟当专职干部了；“家里”指他所服务的某机关，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报机构的通例，即“组织如家庭”；不知底细的公众只知道冯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而在他本人心中，却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文学排在最末的位置。
某机关也很重视做冯妻郑安娜的工作，让她完全赞成并支持丈夫干这一行。冯的日记里有如此记载：“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覆辙’。”（590131）“晚上在全聚德吃饭，老王、老彭、老刘三位，还有安娜，我喝了许多茅台，虽知多饮不好，但在这样一个欢欣的时机，组织的鼓励，同志们的亲切的帮助，我又怎能不开怀畅饮。结果是大吐而归。但我的心情很好。”（600123）次日的日记又写到郑安娜：“特别是昨晚上的一顿饭，席上同志们的话，对她的帮助很大。”我“把这事安娜谈了，她倒是同意我去搞更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她说这样更可以多得锻炼，更可以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改造，当然她还是从一方面看的，但这还是正确的。首先应该是工作第一，保卫党的工作第一。”（601120）“下午和老杨老刘二同志见了面。老杨同志给了我一番指示，要谦虚谨慎，要在工作中提高自己，从对知识分子的透视中来提高对特殊对象的工作水平。晚上和他们及安娜在全聚德吃饭是给我们过年的。对于党给我和安娜的关怀，心里十分感动。”（601229）“晚上张家胜同志和老刘同志找我和安娜在全聚德吃饭，喝大曲，微醺，回家即睡。”（610819）看来，冯家两夫妻倒是同心同德地干起了这份“特殊工作”来了。
当然，某机关不会让冯亦代这样的线人无偿工作。冯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610807）笔者当然不知道冯那一次领取了多少经费。不过，我倒宁愿以为，他未必是为了这些钱才来干这份特殊工作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说教，认罪悔罪，才这样努力立功赎罪的吧。
看了冯的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注释】
[1]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此书属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之一。
[2]章诒和，“卧底”，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
[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1至52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5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31页。
[6]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4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