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中国罕见地发生了两起关于动物保护的群体抗议事件。先是在重庆，数百人聚集在虐猫者的楼下抗议，最终警察介入清场，数十人被警察带走。接着是流浪狗“旺旺”被四名男童施虐的视频，以及警方的处理态度，引发巨大民愤，从国内到国外、从线上到线下，出现遍地开花的纪念流浪狗“旺旺”、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推进《反虐待动物法》立法的抗议行动。
这两起抗议事件，指向的都是官方对虐待动物行为暧昧不明的态度。有趣的是，随着公民们为动物保护而聚集在一起，抗议行为很快就被官方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标签。
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到，在中国，猫犬等一些动物的命运，常常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文革中养猫养狗被视为“资产阶级作风”，作家巴金为了避免厄运，不得不遗弃心爱的小狗；大跃进中，麻雀则被视为害虫而遭到集体捕杀。到今天，为抗议虐待动物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因为替动物发声，依然会面临风险与惩罚。
流浪狗“旺旺”被虐杀事件发生后，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制作的海报
17年推不动的《动物保护法》
这两次因反虐待宠物而起的群体抗议，核心诉求是通过两部搁浅已久的法律提案。它们分别是2009年的《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以及2010年的《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两份提案，都对禁止虐待动物提出了细致的立法诉求。
十多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常纪文教授等人牵头起草的《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由法学界和NGO组织共同完成，在2010年前后曾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主要内容包括：全方位保护动物。涵盖野生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等物等；引入动物福利的概念、限制滥捕乱杀，惩治虐待与遗弃动物行为等。其中的限制滥捕乱杀条款，要求禁止地方政府以“防疫”（狂犬病）为由，不加区分地捕杀犬类。
当时，常纪文等学者乐观地认为，《动物保护法》“十年之内”绝对能通过。如今，17年过去了，不管是动物保护，还是反对虐待动物，在立法方面都纹丝未动。
看起来，中共官方的动物保护意识比民间估计的要慢得多。直到2020年9月，中国政府的农业农村部仍然答复公众意见称，虐待动物只是极少数现象，为此专门制定一部法律”缺少必要性”。
随着社会进步，如今的中国，一些民众已愿意冒着政治风险上街，催促当局为动物保护立法。也由此看出，这些年来，伴侣宠物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一些过去被认为属于少数人、“不接地气”的议题，现在反而可能成为公民社会的新动力——或许正因如此，这两场因为动物保护而起的社会抗议，很快就被官媒支持的网络舆论注意到，并给其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政治标签。
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百科上的“打狗队”漫画
“动物保护”也成了境外势力
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境外势力”，往往有敌对的含义，指那些对政权稳定或社会秩序可能构成潜在或现实威胁的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
事实上，把支持动物保护打成“境外势力”，并非今天民族主义者的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