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中华民国南京市市长石瑛和一些外籍人士，发起成立了“南京市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同年7月，还制定了21条禁止虐待动物的细则，包括禁止鸡鸭禽类在宰杀前倒提走在路上，不得生拔羽毛；宰杀羊猪时不得使其过分痛苦等。
当时的华人舆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在租界的洋人眼里，华人还比不过鸡鸭。鲁迅甚至化名写过一篇杂文《倒提》，讽刺当时的这种舆论，嘲讽说，无须期待外国人对待人比对待鸡鸭更优，因为“人能组织，能反抗”（意思是动物没有任何自主权利）。不过，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批评为替西洋人苛待华人作辩护，有“买办意识”，是“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花边文学”。
时隔90多年。今天，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为受虐猫狗讨公道的人士，也受到亲体制账号的持续攻击——扣的大帽子也是他们受到了境外势力的渗透。这些攻击言论包括，“有境外势力操纵女性权益、禁烟、环保、动保等话题，目的是割裂社会，动摇公权力。”或者，“非法极端动保与逐利宠物资本形成利益闭环……受境外资金扶持的极端动保（人士），借助产业掩护进行舆论渗透”。
有评论人士说，在中国，这些年被体制指为“境外势力”的对象范围一直在扩大，不仅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宗教团体是境外势力，关注劳工权益和工人运动的组织是境外势力，环保NGO是境外势力，女权主义者也是境外势力，如今，为动物保护发声也是境外势力了。
可以看出，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官方下场介入关于动物保护而引起的争论，其意不在动物，而是一套既定的反应模式——通过“对动物的态度”来区分谁是政治上的异己。
狗，历次政治运动的隐形受害者
纵观近一百年来的中国，那些无辜的动物，常常也是无止境的政治运动的人祸受害者，遭受到的残酷也是一贯的。
中国学者宋弘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据他研究，1939年冬天，中共冀中区党委“发出了打狗运动的指示，全面动员，统一行动，在全区灭狗”，理由是狗吠暴露了中共的隐蔽行动。宋弘的文章提到，为了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中共通过宣传把狗的形象进行了象征化的策略处理，把狗从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忠诚、忠义形象，描述为“汉奸”、“走狗”。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到了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一些地方发起“杀狗运动”的原因，竟出于一个极为荒诞的理由——浇“狗肉汤”让粮食增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大跃进亲历者的口述：
“大跃进那阵瞎胡弄了，叫深翻土地，挖地三到五尺，还把全村的狗都杀了，见谁家有狗就打，连社员的照（看）门狗都给杀了，假传圣旨，说是狗肉的力量大，说是能打多少粮食。打死了狗，皮子给了主人家，肉拿去先在锅里煮了，再腐臭了，臭得止不定（让人受不了），再把地深挖三尺，压青草，把狗肉埋到地里当肥料。”
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记载，等到1959-1961年，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扩散开来，狗又有另一种死法，“早被人吃完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口述历史的记录中，常常能看见狗的主人因为于心不忍，会想尽办法保护狗，隐藏狗的存在，但这些人性的光芒，最终总是被狂热的社会动员摧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养猫、养狗、养鸟、养金鱼等宠物，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遭到严厉的禁止与残酷清剿。当时的红卫兵曾编写《破旧立新一百例》的宣传品，把养猫养狗等视为是脱离劳动人民的腐朽生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