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巴金在晚年写下的《随想录》，被评价为“中国的《忏悔录》”，其中一篇文章《小狗包弟》写到，文革中红卫兵要“破四旧”，到处破门抓狗。他藏了自己心爱的小狗“包弟”很久，最终恐惧占了上风，违心地把狗送给医院研究解剖，此后多年，他一直生活在心灵的煎熬之中。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一书封面（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的“打狗”：民意进步而权力依然野蛮
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种种灾难。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狗等动物身上时，会发现，它们也是这些“人祸”的隐形受害者。每次政治运动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物却总是成为“替罪羊”。
到今天，由中国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的大规模杀狗动员依然常见。2006年，云南楚雄州牟定县以“狂犬病疫情”为由，发起“打狗风暴”，5天内扑杀了5万只狗。同一年，云南罗平县为了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在全城扑杀流浪狗。
在以新冠疫情为由实行全国性封控政策的2020年——2022年，各地的防疫人员杀狗杀猫的案例频发。2021年，江西上饶防疫人员撬门打死柯基一事，引发了舆论的巨大不满，但受害者却没有任何法律工具可以对抗。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从狂犬病到瘟疫，当政治运动主导一个社会的情绪，当“大局”始终重于“个体”时，动物总是政治的受害者。今天，随着时代的变化与进步，宠物在中国年轻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伴侣动物为新世纪的人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只小狗被虐杀会引发如此巨大的群体抗议。
正如积极促进动物保护立法的中国律师朱列玉所说，如今，中国社会其实已形成反虐待动物的共识，这也是立法的基础。但官方一直不愿意对动物保护立法松口，也对由此而产生的抗议保持警觉，其实也还是政治——一种对社会自发秩序的警惕。当“保护动物”的议题能动员起这么多民间力量时，掐灭民众集结的星火，也更像是本能的反应之一。
本期推荐档案：
《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2009年
《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2010年
宋弘《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杨继盛《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巴金《随想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