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统称为“K-Gruppen”（共产主义小组）的毛主义组织包括：
—“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KPD/ML）及其众多分裂组织；
—“德国共产党/建设组织”（KPD-AO），以及后来由其发展而来的“德国共产党”（KPD）。这个组织除了名称以外，与1918年成立、1956年被禁止的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关系；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KBW）；
—“共产主义联盟”（KB）；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KABD）；
—“反帝国主义联盟”；
—“重建德国共产党工人联盟”（AB）。
这些毛主义组织虽然彼此之间争斗激烈，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1968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DKP）。DKP与苏联共产党以及东德统一社会党（SED）关系密切，因此在毛主义者眼中属于“修正主义”。
除了谴责作为法西斯主义组成部分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外，越南战争的残酷以及德国高等教育立法，也是青年抗议运动的重要批判对象，这使得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反对运动不断壮大。
其中大多数人都赞同反对权威。所谓权威，包括父母、政治家、法官、警察、教师，以及抽象意义上的“国家”。
然而，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数虽少、却不可忽视的成员，转而投向北越或中国的威权主义者。在他们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由于发表了大量革命著作，且貌似“第三世界”的领袖，因此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反权威、反法西斯主义、对贫困国家的声援、反帝国主义,普遍地也反美和反资本主义，共同构成了这些“K小组”最初形成其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世界观的思想环境。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毛主义者？
尽管当时已经存在相关信息，他们个人究竟为什么仍然选择加入毛主义阵营？
为此，我考察了一些前毛主义者的生平，并特别向记者**贝恩德·齐泽默（Bernd Ziesemer）和政治家莱因哈德·比蒂科费尔（Reinhard Bütikofer）**询问了他们当年的经历。
齐泽默当年着迷的是一种看起来正在反抗官僚主义的革命。他认为，这也许能够产生一种不同于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另一种社会主义”。
对于比蒂科费尔而言，毛泽东对权威的质疑尤其重要。他回忆说，吸引他的是那种反叛精神，以及毫不留情地质疑一切的态度。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他眼中的一种权威，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激进地质疑权威。毛对马克思及列宁的一句批判：“千年后马，列两人也不过是人们笑谈的对象”曾令比蒂科费尔激赏地放声大笑。
不过，比蒂科费尔也补充说：
“我从来不用《小红书》；对我来说，那东西太简单粗糙了。”
然而，毛主义者最终走向的却是一种由命令、控制、服从和严酷迫害构成的威权统治。这与他们最初宣称的反权威主义完全矛盾，却与他们的反法西斯主义原本应该反对的专制社会秩序高度一致。
当时德国人究竟能够知道多少中国的真实情况？
由此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年，人们从何种可信的资讯来源汲取对中国的了解？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左翼圈子中都颇受重视的信息来源之一，是德国新闻周刊《明镜》（DER SPIEGEL）。
尤其是《明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篇长篇报道，本来完全有可能令德国毛主义者洞悉真相。
1966年6月20日，《明镜》非常详细而且具有相当专业知识地报道了红卫兵的暴力以及中国的社会状况。不过，当时《明镜》尚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已经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死亡人数达到3000万至4500万。
该杂志报道了红卫兵的狂热与暴力行为，也报道了毛泽东针对知识分子以及党内批评者发动的斗争。
然而，这些报道并没有动摇德国毛主义者。
我再次引用比蒂科费尔的话：
“那篇《明镜》文章我肯定没有读过。我读过的《明镜》文章也没有动摇我的立场，因为我认为它们带有有立场导向；在我看来，即使其中报道的很多事情可能是真的，写这些报道的人也不是中国的批评者，而是中国的敌人，是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的人。”
齐泽默则回忆说：
“我们只阅读《北京周报》，但是对资产阶级的信息来源不屑一顾”。
对于一些毛主义者来说，所谓“反动派”访问中国令他们震惊不已。无论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还是来自各位此刻所在的这个德国联邦州－－巴伐利亚州右翼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