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学生对公共场所的斯大林像也表示不满：“蒋介石亲美还没挂杜鲁门像，共产党亲苏连斯大林像都挂出来了！”
●1949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
就连干部教唱的苏联歌曲，都因为“我们没有见识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歌词，而惹得一些学生勃然大怒，质问他们对中国空气有什么意见：“难道我们不可以自由呼吸吗？”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面对跟不上时代的中国人，政府并未气馁。
1949年7月，中共宣告“一边倒”政策后不久，便开始筹备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参加协会发起人大会的689位发起人中，以刘少奇、周恩来和宋庆龄领衔，可见对这个“民间组织”的重视程度。
当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仅仅四天后，中央政府各部门都还未设置齐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便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担任总会长。
此后的中苏友好工作，主要由这个协会主持开展。
●1950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宋庆龄、罗申、刘少奇、李济深出席
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中苏友好协会对其会员身份要求不高，凡是有意促进中苏友谊、学习苏联者，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职业，都可以成为会员。因此，它的规模增长十分迅速，仅用三年时间，会员数量就达到了3890万，超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妇联，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
●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证
在苏联经验的帮衬下，友好协会的宣传手段比其他部门、团体更加丰富多彩，调性也往往更高。它发行的中文版《苏联画报》，在莫斯科印刷出版再运到中国，以大量图画的形式介绍苏联，在当时很受欢迎。
其中，友好协会投入最大的，是放映苏联电影。他们成立三年，就拥有了200多个电影放映队、2500多个幻灯队，经常深入偏僻的乡村去播放电影。
这些集中于革命、反法西斯战争、反特、反帝题材的苏联电影，对缺乏文化娱乐的中国乡民仍然称得上视听享受，常有农民不辞辛苦、不烦路远，提前三、四天从家里出发，赶到放映地点观看这些苏联影片。
如果兼具知识文化素养与学习苏联的热情，友好协会的会员还有可能被选中参加访苏代表团，为国内同胞带回亲身苏联见闻。
他们记述的一些奇景，恐怕只能在当时的苏联得见，如作家陈学昭参加中国妇女代表访问团，在苏联养鸡场见到：“产蛋室如果正好挤满了，那么要生蛋的鸡就会在产房门口等待着，他们绝不随地乱生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鸡也被训练得这样聪明守秩序。”
●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不久的陈学昭
经过数年宣传教育，中国人民对苏联的认识有了普遍提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口号更是广为人知，哪怕是没念过书的农民，也晓得向干部打听：（苏联集体农庄）“有哪些财产被集体化？”“怎样集体化？”“庄员的房子是否归自己？”“庄员自己的小块私有土地从哪里来，是不是有时间耕种？”
检验中苏友谊建设成果的机会很快到来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除了天津有一小撮人专门在那一天跑去饭馆大吃大喝外，全国各地都传来了人民悲痛欲绝的报告。有人哭晕过去，或悲伤到无法进食、入眠，或悲伤到影响工作。
●1953年3月9日，北京各界6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
上海更有一位小朋友表示，希望减少自己的寿命，来延续斯大林同志的寿命。
三天不学习，跟不上中苏关系
刚刚爱上苏联的中国人民很难预料到，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中苏关系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
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突然发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以及对他的迷信。毛泽东评价此举是“揭了盖子，捅了篓子”，对赫鲁晓夫没有通知兄弟党就改弦更张不满。
●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
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开始讲述《论十大关系》，略微修正学习苏联的态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斯大林，他的评判也与苏联不同：“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到1958年，中国展开“大跃进”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苏联经验反而显得保守落后了。这让友好协会的干部非常棘手，若不宣传苏联，自己就毫无存在感；若多宣传苏联，又显得轻视中国“大跃进”成就，可能犯政治错误。
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可不搞，但又不可多搞”，虽是宣传苏联，展示中国建设成果的内容也得过半。原来从苏联送来的那些图片、电影，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中国人民的审美世界从此走上土味之路。
然而，在中苏关系转冷的时期，普通民众毫无知觉，反而以为他们的老大哥变得更可爱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中国诸多援助项目都落到了实处。尤其在他第一次访华后，不仅给予中国5亿2千万卢布长期贷款，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还从旅顺军港撤军，将原中苏合营的石油和航空公司股份交还中国，令中国群众大为感动，纷纷传说看到了真正的友谊。
●旅顺市文化馆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
“大跃进”开始后，苏联在政治问题上不再靠得住，中苏友好宣传也转向以无关政治的科学技术为重点。中国市民借此了解到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等苏联确实做到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反倒比以往的口号宣讲更能增强他们对苏联的好感。
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本是毛泽东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向苏联大使尤金大发雷霆的一个结果，不明就里的民众却欢呼雀跃，以为苏联终于摆脱大国主义的傲慢，平等地尊重中国。
●1959年，尴尬的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
直到两三年以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失策。
不过，大众的政治迟钝对他们并无多少害处，反倒是小部分精英太过敏锐，反而惹祸上身。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一些知识分子以为中苏关系已经改变，可以放肆批评。
一时之间，领土问题、苏军曾经的恶行都被他们旧事重提，连1952年院系调整也被某些高校教师批为“盲目照搬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更是再次怀念帝国主义：“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不如美国慷慨大方。”
反右派斗争接踵而至，这些言论都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现行证据。
其中，一位北京的工程师大鸣大放时表示“其实苏联专家不一定都是好人”，被打为右派，逐出北京到东北工作。1965年，经过思想改造，他痛改前非地承认“其实苏联专家中也有不少好人”，终于被打为“反革命”下放青海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