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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政审歧视是共产党威慑人民的政治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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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希特勒利用犹太人作为牺牲,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毛泽东利用地富反坏右作为牺牲,转移人民的视线。现在习近平打击所有敢于独立思考,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异议人士做当代专制下的牺牲。

鬼见愁对联的争议

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名为鬼见愁的对联,在文革中流行一时。中国青年的思想勇士遇罗克曾经批驳这副对联,喊出了真理的口号: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政治待遇。结果,他为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血统论对联一开始就以骂人的粗俗失去了它起码的尊严,更别提他的血统说法的封建意识。这副对联注定不可能成党政的官方话语成分。所以,官方理论家陈伯达也曾一度批评过它。但是官方无法用马列的理论反驳遇罗克的结论,含糊其辞地杀人了事正好说明,中共在理论上的理屈词穷。而在事实上,全国各地所实行的就是该对联所宣扬的血统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也承认,能调走的知青几乎经过招工、招生都走了,剩下的都是黑五类家庭出身和父母有历史问题的知青。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各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多数还比较年幼,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干部家庭的子女越来越多地需要升学、进入国家编制,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和福利资源;然而资源有限,于是必须面对竞争。所谓阶级路线的血统论的政策就此应运而生,成为他们扫除竞争对手(黑五类、资产阶级子女)最堂而皇之的理论招牌。许多天资聪颖,学业优异,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成为了血统论政策的牺牲品。

在教育资源竞争的问题上,中国历史上的回避制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经出现了官员回避的概念,东汉则形成了制度。凡有婚姻、籍贯关联的官员不得互相监察。宋代则增加为籍贯、亲属、职务、科举四项回避,即官员在四个方面依法回避,以免被怀疑互相勾结,串谋私利。宋代实行科举回避,史称“别头试”:钟鼎之家子弟,必须在科举之外,另外再考一次,避免弊案,以示公允。在皇朝专制下,科举弊案是欺君大罪,杀无赦。鲁迅的祖父涉案,致使家道中落。历代的朝廷皆很关注科举揽才,务使“野无遗贤”。毛泽东、叶剑英、贺龙、陈丕显等人,为子女上大学走后门,毛泽东还为自己送姘头进北大而狡辩:“走后门进去的也有好人”云云,贻笑大方。古代官员的回避制度标志着中国皇朝统治集团对于官员的人性弱点和官场弊端具有相当冷静和深刻的认知,在中央集权形成之初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与此相反,中共执政集团比之于古代统治集团,交出的是极差的成绩单。他们号称是最大公无私的革命先锋队,暴露出赤裸裸的自私和贪婪。所谓的阶级路线,影响了中华民族人才的拔擢和遴选,造成全民族科学、文化的损失,将载入中共执政的罪恶史册。

文革时代受歧视的巨大群体

胡耀邦曾在全军政治工作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对他说过,地主阶级有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万。那时的总人口是六亿多,是六亿人向着四、五千万人的专政。新华社著名的右派分子戴煌在他的著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则提出,光是戴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

民国时代,中国的监狱远没有1949年以后那么多。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外,还有一个秘密项目,就是设施完备的京郊秦城监狱。北京(团河、双河、兴凯湖)、上海(大丰、军天湖、白茅岭)、青海、甘肃、安徽都扩建了劳改和劳教农场,1954年国务院单另组建了劳改局,专门监管劳改单位,(现已撤销)。五十年代全国总人口还是六亿左右,而劳改、劳教等(监狱)单位却成十倍地增加了。文革爆发,政治运动更加激烈,专政机关更加人满为患。

阶级路线的贱民歧视到底影响了多少人呢?1979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五类分子摘帽了。这仅仅是1979年仍然健在的人数。实际上涉及的人数远远不止2000多万。因为从195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土改、肃反、反右、四清、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打击516等等多次政治运动,镇反处死了大约220万人(官方数字是71万到82万),土改杀掉的人数达到470多万人,肃反判处死刑两万两千多人,但自杀人数不少。反右期间右派人数远远不止后来所公布的五十五万人,而是三百十七万人。(五十五万之外还有大量仍在编制外的在学大学生、不拿工资的民办教师、民族资产阶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是1979年应该立刻改正恢复名誉的人,还有大量自杀身亡和在劳改劳教中死去的右派分子。三年大饥荒估计四、五千万人饿死,其中五类分子按5%的比例就是250万人,文革开始以后,扫四旧北京打死1700多人,各地都有被打死的人,然后是清理阶级队伍全国死掉50多万人,一打三反运动被害死的有二十万人,清查516整死了十万多人……总的加起来,又是一千几百万人。这些人已经去世,可是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多半都还健在,还在受到政治歧视。加上官方公布的两千多万,将近三、四千万人。这大概正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状态(四、五千万)。四、五十年代中国的家庭一般都偏向多子女形态。四五个比较普遍,六七个也不少。所以平均下来,(一夫多妻的情况忽略不计),一个家庭算它至少有一个配偶和四个子女,受歧视的人数就比当事人人数多了五倍以上。三、四千万名专政对象的背后站立着两亿多人的准贱民队伍。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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