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医疗体系，早已形成一个由保险公司、医院、制药企业、医疗集团以及监管机构共同构成的庞大利益网络。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相互依存，医疗服务本应以患者的健康为中心，实际上沦为资本逐利和利益分配的工具。普通消费者看似拥有选择权，却常常处于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薄弱的被动地位，成了这套体系中任人宰割的羔羊。
更荒诞的是，这套体系能够长期运转，恰恰在于不同社会阶层承受着不同的代价。富人拥有充足的财力，可以购买优质保险，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对制度的弊端缺乏切肤之痛；中产阶级大多依赖雇主提供的商业保险，虽然每年支付不菲的保费，却依然面对高额免赔额、自付费用以及繁琐的理赔限制，只能在抱怨中被动接受；低收入群体部分甚至完全依赖政府资助，虽然获得一定程度的兜底，却也受到参保资格、医生网络和医疗资源限制。至于那些收入不够低、又买不起优质保险的人，反而成为制度夹缝中最脆弱的一群。
而在这一切背后，政府通过Medicare、Medicaid以及商业保险补贴等渠道，每年投入巨额公共资金。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流入医疗体系，却未能转化为相应的医疗效率和健康收益。保险公司、医院集团、药企、医疗设备供应商以及各种中间管理机构，都在这条漫长的利益链上分取收益。复杂的账单体系、药品定价机制、保险谈判和行政管理，又进一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同时也养肥了一部分养尊处优的医疗工作者。整个体系缺乏有效的成本约束和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部分大型保险集团早已不满足于单纯经营保险业务，而是通过收购、控股或合作，将医院、医生集团、药房福利管理机构、药品配送和医疗数据服务纳入同一个商业体系。保险公司既掌握保费收入，又参与决定哪些医疗服务可以报销、哪些药物优先纳入目录、患者应当去哪些医院、医生可以获得多少支付，甚至通过旗下医疗机构直接提供诊疗服务。
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尖锐的利益冲突：同一个资本集团，既可能是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又可能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同时还掌握着影响支付标准、医疗网络和报销规则的商业权力。足以通过保险合同、事先授权、药品目录和支付机制，对患者获得什么治疗施加重大影响。
这无异于让同一利益集团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还兼任俱乐部老板。表面上各个环节都有合同、监管和市场竞争；实际上当保险、医疗服务、药品管理和支付渠道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集团时，所谓市场竞争就演变成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而患者反倒成了最缺乏话语权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