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广安武斗最烈的一年，部分区社生产秩序混乱。粮食征购任务仍压着，但基层已无力完成。省里从返销粮里拨了一部分给广安应急，数量有限。这年冬，一些偏远生产队出现断粮，靠挖芭蕉芋、采野菜渡日。水肿病开始零星出现，但还没到大规模程度。
1969年：军管会成立，秩序稍稳。这年风调雨顺，粮食总产回升到接近1965年水平。征购任务完成得相对好，但返销粮大幅减少——上面认为“形势好转了”。实际上农民家底已空，这年冬天到次年春，春荒来得比往年早，不少生产队正月就断粮，靠借粮、换粮撑到新麦下来。知青开始大批下乡，他们回忆里“莴笋叶稀饭”的日子，就是从这一两年开始的。
1970年：“农业学大寨”全面铺开，广安搞“改土造田”，部分劳力从粮食生产上抽走。这年先旱后涝，总产又掉下来。征购基数没降，返销粮也没增，农民人均口粮降到文革期间最低点之一。春荒持续到四五月，部分生产队靠国家紧急调拨的少量返销粮救急。水肿病在山区和丘陵区扩散，但县里没公开统计。
1971年：气候正常，总产恢复。征购任务完成得还行，返销粮也给了一些。但这一年“批林整风”运动铺开，生产队里政治学习占去不少时间。农民口粮略有回升，但仍处于低水平。春荒依然存在，只是程度稍轻。这年开始，广安农民外出逃荒的现象零星出现，主要去重庆方向。
1972年：大旱，从春到夏没下几场透雨。水稻、玉米大幅减产，红苕也长得不好。这是文革期间广安粮食最困难的一年之一。征购任务完不成，省里不得不从东北调苞谷入川救灾，广安分到一部分“黑龙江苞谷”。返销粮指标增加，但运输跟不上，部分生产队等到六七月才拿到粮。春荒持续到新粮上市，水肿病和逃荒现象明显增多。
1973年：气候转好，总产回升。但1972年的亏空还没补上，很多生产队种子、饲料都吃了，这年春荒格外难熬。返销粮继续给，但标准压得很低。农民口粮全年算下来仍不足200斤原粮。这年夏天，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回四川，看到家乡情况，后来才有“广安人平均占有粮食200多斤，年收入不到50元”的说法。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基层又乱了一阵。粮食总产持平略降，征购任务压得紧，返销粮指标被削减。春荒照旧，部分生产队靠借高利贷（实物借贷）渡日。这年冬天开始，县城高岩一带有人剥梧桐树皮磨粉，说明饥荒信号已经传到城镇边缘。
1975年：整顿风传到四川，广安也抓了一阵生产。粮食总产略有回升，但征购基数没调，返销粮也没多给。农民口粮依然紧巴巴。这年冬天到1976年春，春荒来得早、去得晚，部分生产队正月就断粮，靠返销粮和“东北苞谷”撑着。逃荒人数增加，前锋火车站出现劝阻外流农民的干部。
1976年：文革最后一年，也是广安饥荒最严重的一年。这年应交征购粮1100多万斤，实际差一半交不出，反而要吃返销粮。春荒从2月持续到6月，部分地方长达5个月断粮。县城高岩梧桐树皮被剥光，灾民外流到重庆捡玉米渣、讨饭，“百万难民下渝州”虽是夸张，但前锋火车站每天拦下的外流农民有几十上百人。省里紧急调拨返销粮和东北苞谷，但分到生产队时已到五六月份。这年水肿病在全县蔓延，但县里没做系统统计。直到10月文革结束，生产秩序逐步恢复，1977年粮食总产才明显回升，春荒缓解。
整体看，广安在文革十年里，粮食总产波动很大，但征购任务基本没降，返销粮时多时少，农民口粮长期压在200斤原粮以下。春荒从1969年后几乎年年有，1972和1976年两次达到准饥荒程度。水肿病、逃荒、剥树皮这些现象，不是某一年独有，而是贯穿整个文革后期的常态。
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广安县委
我：以上是“元宝”整理的。（我的问句是：“请帮我搜索整理一下文革期间广安县的饥荒情况。”）
祖桦：整理得挺清晰！感谢元宝！！据我有限所知，文革中的大饥荒不仅限于川北几县，云南、贵州、安Ὢ、陕西、甘肃、河南等省区也有㎴同程度发生。我用谷歌搜索：写三年大饥荒的专文、专著很多，但写文革期间大饥荒的少之又少，完整的我一篇也没搜到，好像没发生似的。不知何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