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跃进大饥荒”时期，虽然各级官员已经习惯作假，欺上瞒下，但还没有过分系统化，加之大饥荒来得有点措不及防，惊慌之下留下不少纪录；到“文革大饥荒”，欺骗，作弊，报喜不报忧，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已经从习惯性到体制化。
尽管如此，官方还是承认“水肿病”的——水肿病就是饿毙的隐语。水肿得不到拯救，接着就是饿死。
所谓广安农民向重庆逃荒，需要注释一下：一般地说，当时的农民去城讨口叫化，是不太现实的。【据《未尘封的往事》（人民网-人民日报-2003，席建蜀）写道：1976年广安一带，“许多农民带三级革委会证明外出逃荒”，但可以想见，“三级革委会”不太可能有求必应地开具这样的“证明”。】确切点说，当时的广安农民，是逃往北碚，去哄抢制药厂排泄的玉米渣。玉米渣酸臭赴鼻，但可以救命。武胜也有人去。武胜的水肿情况，势同广安。
十多年前，我见过一位当年广安县的干部（有南方人物周刊的同事黄剑在场，但不是正式采访，也没有报道），他叫陈德X。1975年，作为青年干部，陈从南充某局，调往广安县做副书记。陈说，1975年，广安县水肿病死亡四千人。
【当时，陈先生的口诉，就是1975年，而不是连续几年。粗略到千位数，但亦说明当时的县委对“水肿病”的情况有一定的掌握。查网络，1975到1976，广安县户籍人口82到88万。】
1975年，县委给年轻的副书记分配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去前锋火车站，阻止或安抚去北碚哄抢玉米渣的农民。
祖桦：谢谢告知！亲身经历，永志不忘！！
我：年轻的副书记向县委请求，调拨了五千斤玉米粉，在火车站附近的竹林埋锅设灶，每烧一大锅水，便加一些玉米粉，做成玉米羹——
涌向火车站的农民，拦下来，拉到竹林，喝一碗玉米羹，“劝返”；火车站出来的，驼着玉米渣的老乡，也被引至竹林，给一碗玉米羹，喝了回家。
【陈老人家说，当时广安老乡中有传说，东北运来的救命粮——玉米，袋子里面发现字条，写着“给四川的懒人吃”。但是，他只听到这样的传说，没有见过字条。//老人家说，赵主政四川之初，来到广安，对县领导表示，可以把边边角角的坡地，分给农民自己种。//老人家还说，当时，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粮食。语云，“向上，种到山尖尖；向下，种到田边边。”但就是不够吃！】
祖桦：武胜县76、77年饥荒也很严重！我亲见厂区周边田地里菜和草、树皮、酒厂外扔在地上的酒糟渣，所有能吃的都被吃光。据说10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大姑娘，最远的有卖（逃）到东北的。
我到师院第一学期（78年上半年）主食就是放在大木桶里的玉米面粥，很稀。同班同学张德模还以＂清稀饭与现代化＂为题写了几张大字报贴在学生食堂门口。
我：您还记得你们当时在武胜县城打蓝球的灯光球场吗？附近就是县委县府人大政协，绿化比别处好，有榆树或瓢羹树，它们都没能进入新时期，全部在文革后期被剥皮而死。
【《四川省志粮食志》载：文革十年，四川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不到300斤（注：指原粮，即包括各种粗粮！）。//《平凡的父亲吴运广》（美篇，广安籍人士回忆）：“全村水肿病，国家拨米皮细糠做‘糠粑’治病，东北玉米按颗分”。//另有广安人的帖子写道，广安县委院子的瓢儿树（或榆树），被涂上滤青，得以幸存。//《父亲的回忆》（南充籍人士的文章）写道：“南充饥民到地委剥树皮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上文说过，当时广安县和武胜县均属南充地区）。】
祖桦：记得！每年都得去几次打比赛。能吃上馒头，偶尔有肉。
我：我那时就认识您！你球场上的雄姿。
我是农民孩子。当时觉得县城很远，现在发现很近，公路拐大弯，才八、九公里。——每一个拴在土地上的农民，隔县城都很远！
祖桦：你父亲是教师？
我：我父亲有过一份“公职”，林业局园艺工。很早就回乡当纯粹农民了。我母亲是真正的农民。【“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大饥荒的讳称）之后，国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名义，让部分“不那么重要的皇粮人员”回农村，称为“下放”，但我父亲在那之前就自动离开园艺场了。】
祖桦：比农民要好多了（祖桦兄的意思是比一生只做过农民好多了）。
我：现在，我经常为一个回忆震惊：大多数农民是怎么活过来的！
祖桦：文革初期我也回老家当过一年农民，我老家是苏北响水，全是盐碱地，只长红苕和玉米，常年的主食是发霉的红苕干和玉米粥，没见过米和面。（今天的青年就会不明白了，难道只产红苕和玉米，就只能吃红苕和玉米吗？是的。因为当时没有市场没有交易，只有上级“调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