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7日，丙午八月二十七，祖国的西南，四川的东部，我的家乡武胜县，气温18-27度，晴好的秋天，午后的阳光带着淡淡的桔黄。
我在玩手机。算法给我推送了一个“怀旧视频”，说“1976年广安县饥荒，灾民们把县委大院门口的几棵瓢根树的树皮就刮了”。
视频中的“灾民”，确切一点说，应该叫饥民。“瓢根树”，方言，指梧桐树，或耳桐树（也许应写作“瓢羹树”，“调羹树”）。“树皮就刮了”，指“瓢羹树”皮被饥民剥来吃了。
广安是武胜的邻县，当时，同属于南充地区。渠江穿过广安，嘉陵江流经武胜，同样的丘陵地带，同样的农耕环境。
我正在老家陪侍病中的母亲。母亲今年88岁。如果说母亲经历过什么“历史大事件”，有两件，是我必须帮母亲记住的：大跃进和文革两次大饥荒。那是母亲一生最困苦的岁月，时值母亲二十岁到四十岁期间（也是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时期）。
视触动了我。“瓢根树皮”和“观音土”，是乡民们苦难记忆的两个符号。这两样东西，是猪狗也不会吃的，当时，绝望的乡民饿到用它们充饥。“瓢根树皮”好理解，它“皮嫩多汁”，不仅可以鲜吃，还用来晒干磨粉，以利吃得干净；“观音土”是什么东西？一种乳白色的泥巴。平时人们就称它为白泥巴，到了要吃它，就被神圣化，成了“观音土”，就像当时农村户口突然变成城镇户口，人还是那个人，但再说起他的名字，就生了敬畏。
我又想起祖桦兄和我家乡的缘分。
文革期间，祖桦兄在我家乡，嘉陵江边的一间战备工厂（对外称“西南玻璃厂”）工作。工厂子弟学校有一位教师，广安人，告诉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职工张祖桦，说老家的农民吃白泥巴，青年职工对子弟校教师说，你下次回家带一点回来，于是有一小撮广安的“观音土”，装进了一只小瓶，以后它跟随满怀改造社会，建设祖国理想的青年张祖桦，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进了北京。
几年前的一天晚饭后，浦志强引我造访祖桦，坐在祖桦家的沙发上叙旧，我提起家乡文革期间的大饥荒，祖桦讲了“观音土的故事”。
我顺手把上述讲广安农民吃“瓢根树皮”的视频帖子转给了祖桦。
下午，我和祖桦兄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这事。
下午五点，我把妈妈抱到阳台的椅子上看夕阳。坐在母亲身边，我继续和祖桦兄聊饥荒。母亲不知道我在手机上做什么，即便没有生病，她也不会知道。母亲仅仅在小时候，“旁听”过她祖父的私塾课（外曾祖父在家开私塾），略识几字。新中国到来到我们家乡时，母亲虽然只有11岁，但也没有正式上学。
作为本文的前言，我还想说，今天的日子有点特殊。
一般认为，中国开启新时期的关键时间点，是1976年10月6日，而不是1976年9月9日。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那么，五十周年前的今天，是中国开启新时期的第一天。也就是说，五十周年前的今天早晨，当中国人民从黑夜醒来，其实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只是当时“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全国人民”要等到10月22号，人民日报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举行“150万人的盛大游行”，打出“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标语才知道，早在10月6号晚，事情就决定了——遗孀和几个宠臣被抓）。
但到中国农民不再挨饿，还要等到三年以后，即1979年，“大寨田”变成“责任田”。
以下是我和祖桦兄的聊天记录（本人部分，作此文时有订正；祖桦兄的部分，未经他审订。另有加注，放括号内）。
祖桦兄前些年的工作照（网图）
祖桦：地道的广安话听着挺亲切！（在我转给他的视频后面，祖桦回复道）
赵蔚的《赵XX传》也记载了这场大饥荒，尽管很简略，缺少细节。我收藏的那本给浦律了，请他转交给你。
给我观音土的子弟校徐老师就是广安人，时间在75年10月，他回家探亲后见到我痛哭不止，诉说他家乡父老无粮菜可食，已经在吃土了！
我：好，现按《广安县志》和相关地方档案的口径，把文革十年（1966—1976）逐年捋一遍，讲讲粮食、征购、返销和饥荒的脉络。
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广安和全国一样进入运动状态。这年夏粮收成尚可，但秋粮因旱减产约一成。征购任务照旧下达，部分生产队口粮留得偏紧。年底武斗苗头出现，部分社队干部不敢抓生产，冬修水利停工。春荒尚不突出，但“低标准”的底子已经打好——人均口粮稻谷不足200斤，靠红苕、玉米填肚子。
1967年：武斗升级，县里两派对峙，各级政权基本瘫痪。春耕靠生产队自己组织，化肥、农药供应断断续续。夏粮勉强收上来，但秋粮因无人统筹、水利失修，减产明显。这年征购任务完成得差，上面催得急，下面交不出，矛盾开始积累。农民口粮进一步压缩，部分地方入冬后就开始吃“瓜菜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