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来到了。从小接受的学校教育，使我对军人有一种神圣的敬佩，内心深处的崇拜。这种渴望成为军人的心情，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更加强烈。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学习解放军”的口号中成长起来。
出于这种单纯的思维，在1968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许多像我这样的青少年选择了去“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有一个“兵”字，还有一个“军区”的头衔，带给我们这些未涉足社会的少年学生们，无限的想像，浪漫的期待：“屯垦戌边”，像解放军战士一样保卫边疆，这是多么高尚和伟大呀！然而，现实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美好。
到了北大荒的生产连队里，我们被称为“兵团战士”，这个“战士”的名称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也为那身发给我们的绿棉衣（军装）高兴了几天。然而，面对每天的繁重体力劳动，才体会到“军队”这样的头衔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没有享受过任何军人的待遇。我们只是从大城市来的青少年，在这个天苍苍，地茫茫，一望无边的广阔大地上，干农活，当农民。下大田参加夏天的麦收，秋天的割大豆，冬天的修水渠……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小镰刀，铁锹。
少年不知愁滋味，虽然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少男少女们还是很浪漫的。就像解放军战士穿上新军装那样，第一件事就是要拍照片寄给家里。我们没有军装，只发了一身像军装颜色的棉衣。这颜色还各异，北京知青的棉衣是黄色的，里面纳了线，看上去比较直挺，而上海知青的棉衣是绿色的，比较蓬松，看上去鼓鼓囊囊，可能是南方人不知道北大荒的冷吧？哈尔滨知青的鉴于黄绿之间，更符合东北的穿着，毕竟是在他们家乡周围嘛。如果大家站在一起，那还真有点意思，从衣服的款式上，颜色里，就能分辨出谁是从哪里来的知青了。
怎么才能照出相片像一个解放军战士呢？大家还真的动了不少脑筋。首先，不能穿着棉衣在夏天拍照，一定要等到冬天。再则，要有一枚红五星的帽徽。没有红领章怎么办？不知哪个机灵鬼想出一个主意：穿上长长的棉大衣，因为棉大衣有毛领子，无法挂领章，只能在帽子上戴红五星的帽徽。看看真正的军人，当他们穿着大衣时，领章是挂在大衣里面的军装衣领上的。我们也穿棉大衣，戴帽子，这样的照片就可以假乱真，看上去像是个军人了。
主意一定，马上行动。北大荒的10月份就开始入冬了，但仍是秋收时节，农活非常繁忙，没有休假日。为了能去县城照相馆拍照，我们几个女孩子主动请缨，打了一整宿的夜班，以便利用第二天的白天时间去县城拍照。凌晨5点钟我们才从大地里脱谷回来，一身脏衣，蓬头垢面。但我们顾不上这些，马上到井里打了一桶水，洗漱干净，踏着轨道上的枕木向火车站奔去。（我们所在的连队位于两个火车站之间，沿着火车轨道就能走到一个小火车站，如果碰上有火车来往，必须下轨道等火车驶过，再返回轨道行走，这路程需要大约一个小时。）
为了照相，我们个个穿着棉大衣，急急忙忙地赶路，到达火车站时，已经是一身汗了，但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乘火车到了县城，我们顾不上一夜无眠的疲劳，直奔照相馆，擦干汗水，梳头整发，准备摆姿势拍照。可惜，我们只有一个红五星，只能戴在一顶帽子上，大家只能轮流戴着这顶缀有红五星的帽子拍照，留下倩影。
记得我把照片寄给父母时，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让父母放心，因为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士”了！
这就是那张“战士”照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边境紧张。与苏联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成为战争的前线，兵团战士的“戌边”任务更加强了。团里组建了武装连队，挑选出身好的男性青年，发枪集训，调往边境，成为解放军部队的预备队（其实就是民兵）。而留在连队的青年也组织起来，几个人一杆枪，我被选为班长，发给我一只铁把冲锋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