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宜昌，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一览全貌。
宋健，留苏博士、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即中国科学技术界最高的双院士。宋健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两件大事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一件是人口控制，另一件是长江三峡大坝。宋健在中共独生子女政策方面的“卓越贡献”已经有人予以介绍。但是对宋健在中共三峡工程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人仔细地研究过，或者说没有正确地评价过，甚至宋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个人生平，他也没有提起过自己对三峡工程的“卓越贡献”。本文算是对宋健整个生涯的一个补充和完善，以免他去见马克思时还残缺着“光辉”的一页。
一、宋健，中共亲苏派中的重要一员
中共自成立以来就是共产国际旗下的一个支部。中共的许多领导干部都在苏联接受过培训。后来中共领导人又把自家的孩子以及许多青年人送到苏联留学，为打江山坐江山做人才准备。所以当今中俄合作无上限，是有历史渊源的。
宋健，1931年12月29日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用宋健自己的话说，初中一年级就被分配去当了小八路，这一年也是宋健参加“革命”的开始。如此算来，宋健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就参加工作。1948年至1953年宋健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并为到苏联或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做准备。
1953年至1960年宋健在苏联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力学数学系学习。在留苏学生中，宋健属于留苏时间最长的一批。据报导，1960年宋健在鲍曼高工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他放弃继续攻读学位的计划提前回国。1990年宋健以国务委员身份访问当时即将崩溃的苏联和母校，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给他补发了博士证书。目前无法确认，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补发的是副博士（相当于硕士）还是博士证书。
在苏联的这段学习经历，对宋健后来的仕途十分重要，特别是几位苏联教授对他影响非常深，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做人的哲学上。笔者认为，留苏学生组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帮派，宋健也是核心人物之一。从苏联回国后，宋健一直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成为系统理论和系统工程的专家，一路高升至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与三峡工程的故事，应该是从1984年开始，那一年宋健调到国家科委工作，担任主任、党组书记。
二、宋健成为李鹏在三峡工程上的一位重要帮手
在中共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报告之前，1984年2月17日中共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由李鹏、宋平、杜星垣、钱正英负责三峡工程筹备工作。
1984年3月15日已经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向国务院和中共财经小组提出《关于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以及关注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等。1984年4月28日，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1984年9月宋健升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高升与他用计算机模型支持中共中央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分不开的。1979年宋健做出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成果于1980年发表。宋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认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会在2050年达到40亿！中国人口在2050将达到40亿，就成为中共制定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依据”。
1984年11月8日宋健就跟随李鹏考察重庆市和三峡地区。11月8日重庆市长萧秧汇报时讲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求将三峡工程蓄水位提高到180米。萧秧曾留学东德，也是留苏派。11月10日李鹏和宋健一行到涪陵，1981年7月涪陵最高洪水位169.8米，沿江路为152米，市中心广场路为210米，河滩房为166米。因此水位在150米时基本不淹，在180米时淹60%。
1984年11月20日在考察重庆市和三峡地区结束之后，李鹏、杜星垣、黄毅诚和宋健四人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三峡地区考察报告》，其中李鹏、黄毅诚和宋健三人都有留学苏联的背景。
《三峡地区考察报告》的最重要结论是：有必要论证三峡工程180米方案，也可以考虑分期建设，即第一期工程先建设至150米，第二期工程再提高到180米。建议由国家科委组织三峡工程180米方案论证。
《三峡地区考察报告》提出，要用改革的办法。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仅从防洪角度看，150米方案防洪库容100亿立方米。180米方案防洪库容220亿立方米，百年一遇洪水可以得到控制，千年一遇洪水亦可大为减轻对下游的灾害。一旦水库建成，再配合下游堤防整治，即可基本解决长江中下游洪水威胁，消除心腹之患。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75米的方案，相应的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李鹏、宋健建议的三峡工程180米方案，防洪库容为220亿立方米。而175米方案，蓄水位比180米方案整整低5米，防洪库容反而要大出1.5亿立方米。这个事实也证明，黄万里的大儿子黄冠鸿博士指出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的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是错误的。
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试运营，中共官媒发表报导称，三峡工程（蓄水位175米）可防万年一遇洪水。李鹏、宋健在推荐180米方案时称，百年一遇洪水可以得到控制。怎么三峡工程175米方案的防洪效益反而要比180米方案更好？
所以，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从能防万年一遇洪水，减小到能防千年一遇洪水，再减小到能防百年一遇洪水，最后中共称，不要把防洪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工程上。
三峡工程上马之后，长江洪水灾害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发生洪水的频率不是减低了，而是更加频繁。
李鹏和宋健都认为，三峡水库像毛泽东诗词中所说的“高峡平湖”，特别是在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三峡大坝处水位180米，水库沿途万州、忠县、涪陵水位都是180米，重庆的水位也是180米。水从高处往低处流，难道留学苏联的李鹏和宋健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还无法确定，到底是李鹏先提出三峡工程180米方案，还是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先提出三峡工程180米方案。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李鹏事先曾向萧秧询问过对180米方案的意见。
在1984年11月8日听取重庆市委汇报时，萧秧谈到希望将三峡工程蓄水位提高到180米。李鹏与萧秧是一唱一和。要知道，当时的重庆市还属于四川省领导，而四川省省委和省政府的态度是反对三峡工程，对150米方案则持保留态度。在李鹏、杜星垣、黄毅诚和宋健四人提交《三峡地区考察报告》时，以萧秧为市委书记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希望将三峡工程的蓄水位提高到180米的报告。重庆市委和市政府的理由是，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
1980年7月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低坝方案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1920年邓小平离开四川经上海赴法国留学，先在重庆坐船。半途船只出了故障，只得改走旱路，一路十分艰辛。邓小平听汇报得到的信息是：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就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
可是直到2026年10月底，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还是中国人的一个梦。
三、宋健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有人以为，1984年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150米方案，计划在1986年开工建设。结果1986年三峡工程并没有开工建设，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其实真正的反对意见来自全国政协。1985年举行的全国政协大会，许多政协委员指出，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是违背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原则，特别是国务院成立三峡省筹备小组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1986年4月赵紫阳和李鹏分别率组视察三峡库区，然后在四川万县汇合，形成对三峡工程的意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15号文件），要求原水利电力部重新论证三峡工程，主要内容是：
（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还称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充分展开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委员会主任是李鹏同志（1988年换届时改由姚依林担任主任），副主任是宋平、宋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的本质，不是要走科学民主决策的道路，而是要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论证报告的审查、工程的批准等决策程序的每一步，都置于中国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中。水利电力部领导三峡工程可行性工作，并挑选参加论证工作的专家，保证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专家占绝大多数，但又不缺乏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专家参与。由李鹏、宋平和宋健组成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在政治上和技术上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把关，指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审议三峡工程上马议案，既可以保证议案的过关，因为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占绝对多数，又可以把最终的决策责任推给不用负责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划定的三峡工程决策程序本身，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无权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
四、分歧太大中共1989年两会期间不得不宣布五年之内不讨论三峡工程
1988年至1998年间，宋健还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综合整治及重大环境决策工作。
1988年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14个专业组的论证工作结束，进行了专业组汇报。之后盛传在1989年举行的两会期间，将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
三峡工程反对派认为，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受论证领导小组和专业组领导组成的影响，反对派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在专业组报告中也没有得到体现，只能通过没有在专业组报告上签字专家的个人报告，作为附件，上报论证领导小组，而公众社会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持反对意见专家的观点。于是他们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籍，将问题公布于众。
1989年2月底，在两会正式召开之前，由戴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面世，并被及时送到两会代表居住的宾馆。三峡工程成为当年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也成为国内外记者追踪的热点。
在1989年两会结束之前，由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和胡启立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定，在今后五年之内，不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
1989年4月3日，在国务院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开表态称，三峡工程各方意见仍有争议，当局决定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五年内不讨论三峡工程。
笔者以为，推迟三峡工程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许多影响还不清楚，更不要说这些影响将产生的后果。如赵紫阳所主张的，把三峡工程留给后代人去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