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沈从文的人生出现了一次重要转折。这个只有小学学历、靠自学进入文坛的湘西青年，经徐志摩推荐，被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为讲师，教授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胡适用人不拘学历，沈从文后来自己也承认，这是胡适给他的一个“难得的机会”。第一次登台时，沈从文紧张得许久说不出话，好不容易开口，又很快把准备一个多小时的内容讲完，只得在黑板上写：“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事情传到胡适那里，胡适却笑道：“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胡适对沈从文的帮助并不限于这一份工作。沈从文经济困难时，胡适帮助他寻找兼职、增加收入；他后来爱上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张兆和不胜其扰，甚至拿着一匣子信去找胡适。按梁实秋后来的回忆，胡适并没有训斥沈从文，而是告诉张兆和，可以看看那些信，愿不愿意交往由她自己决定。胡适当然不是沈从文婚姻的决定者，但在沈从文人生最窘迫、最缺少社会资格的几年里，他确实给过这个年轻人少有的信任与善意。
此后十几年，两人的道路渐渐分开，却并未因此成为仇敌。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在北大任教，胡适回国出任北大校长，两人仍有往来。真正的断裂发生在1949年前后。胡适离开大陆，沈从文选择留下。此前郭沫若已经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列为“桃红色作家”，指责其作品属于反动文艺。1949年初，北大校园又出现针对沈从文的大字报和标语，他受到强烈刺激，精神迅速恶化，3月发生自杀未遂，随后住院治疗。此后他逐渐退出文学创作，转入文物研究领域。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人们或许还只是感叹一个作家的命运改变。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十年之后。
1960年，为筹拍电影《鲁迅传》，有关方面访问了一批现代文化人物。沈从文在相关谈话中谈到胡适时，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个充满感激的学生和朋友。他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甚至用了“学界一霸”“对内学阀，对外买办”之类极重的政治语言。一个曾经破格聘用他、帮助他谋生、对他的文学才能给予信任的人，到了沈从文口中，竟变成了一个浅薄、无能甚至依靠政治势力操纵学界的人物。
后人看到这些话，很容易产生一种道德判断：沈从文是不是忘恩负义？
但如果把这件事仅仅归结为一个人的怯懦，恐怕反而把问题看小了。
1949年以后，沈从文面对的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一整套持续多年的思想改造环境。他过去的文学被重新定义，他过去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说明，他过去尊敬的人已经成为官方批判对象，他自己也需要不断证明与过去那个“沈从文”之间的距离。一个人如果长期被要求检讨自己的作品、思想、朋友和人生选择，最终发生变化的可能不只是公开讲话，而是他解释自己过去的整套语言。
因此，1960年的沈从文究竟有多少话是出于恐惧，有多少是主动迎合，又有多少已经成为他当时真实接受的新解释，今天很难准确区分。恰恰因为如此，简单骂他“昧着良心说瞎话”并不能真正解释这段历史。
历史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曾经清楚知道胡适怎样帮助过自己、并多次写信表达感激的人，为什么十几年后能够用完全相反的语言描述同一个人？
人与人之间的恩义当然不会因为政治制度改变而自动消失。但一个社会如果要求个人不断重新划分敌我、重新解释自己的过去，那么私人记忆便会与政治正确发生冲突。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逃离，也有人只能不断修改自己的语言，直到过去的朋友变成“反动派”，曾经的感激也必须附加新的政治说明。
胡适后来生活在海外，沈从文留在大陆研究文物。两人此后再没有恢复昔日关系。与其说这是两个知识分子的个人恩怨，不如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在两个人身上留下的一道裂痕。
胡适当年给了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进入大学课堂的机会；几十年后，那个青年却不得不在另一套时代语言中重新描述自己的恩人。
这其中最值得记住的，也许并不是沈从文说过多少违心的话。
而是一个时代，究竟能够把一个人改变到什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