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的1970年，我因为参加义务献血，毫无准备地遭遇被多抽几袋血的“特殊关照”。当时年轻体胖的我被过量抽血后，突然头晕乏力、走路打晃，急速瘦弱，病病恹恹持续了半年。半年后虽然康复，却在体型上将我塑造成怎么吃也不发胖，一辈子不用瘦身的人。
回顾56年前我在文革中献血的可怕经历，于公而言，作为一个偶发事例，证明十年浩劫的荒谬绝伦，那期间有章不循是常态，关乎人命的事居然也可以胡作非为；于私来说，凡事难逃因果报应，虽然当年我暴瘦后，强撑弱身受苦劳作半年，却阴差阳错地使青春期的我意外减肥，从17岁半直到如今73岁，我一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50多岁时，被单位同事送外号“超龄美少女”，让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学校突然停课，到我进工厂的1969年3月之前，14岁到16岁那三年，青春发育期的我无课可上，无事可做，优哉游哉，食欲正常，饭量不减，我生生把自己吃成个胖子。
1969年3月5日，我所在的北京第四十九中学“军宣队”按家庭出身划分档次，将已经准备好赴延安插队的我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当学徒工头一年，总有人叫我“胖丫头”。
进厂后，我努力加班加点干活，和男性壮劳力一起参加挖防空洞，业余时间坚持每周更新黑板报，经常写表扬稿等，入厂半年就被批准加入共青团。1970年春，车间团支部开换届会，投票结果我当选团支部委员。
不久之后，工厂动员大家参加义务献血。文革期间国营企业职工的献血属于义务，分文不给，只给献血者提供一顿免费简餐和两天休假。
献血前一天，厂军管组和革委会发通知，要求所有党、团干部带头参加。随即我们团支部开会，强调在座每个人次日早晨都要准时参加献血。会上我还被团支部委员艳芬点名“小于刚当选团支部委员，你必须参加献血。”我原本没打算回避这项义务，马上表态自己会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没料到，献血那天早晨，团支部6人中只有我一人如约去了血站。事后得知其他5人都找理由躲避了。
轮到我献血了，一切操作如常。我躺在长凳上，静静地等着护士拔下输血针头叫我起来。可是等了又等，好久好久，眼见旁边长凳上已经更换下去三位献血者，仍没人管我。
我侧头不解地问窗口里面为我抽血的白衣人：“您是不是打算把我的血抽干呀？”那位女士惊慌地对我说：“正需要你这种血型，快了。”
我质问她：“那也不能把我的血抽干呀，旁边已经换成第四个人了！”她又说：“快了快了！”又过了一会儿，当那袋（我记不清是袋子还是瓶子？）血满了后，她终于拔下针头放我离开。
去吃饭时，我感觉头晕脚软，在餐桌旁坐下时被提醒“规定献血者每人最多可以吃10个包子”，我勉强吃了两个包子，喝了点菜汤，就咽不下去了，晕乎乎地坐公交车回到家里。
到家后闷头睡了两夜一天半——按规定给献血者的两天休假基本上都被我睡过去了。然后我昏头涨脑去厂里上班，浑身持续乏力。
可能因失血过多，竟然导致内分泌失调，接下来两个月里，每月一次的例假竟然变成两次，出血量很大且天数延长。之前从不去看病的我，只得到工厂医务室开了止血药，坚持大剂量服用，病殃殃硬挺着在任务繁重的钳工组上班。
那期间，把我从小带大、最疼爱我的姥姥刘心贞听说我身体欠安，坐火车赶来北京，送来她自己舍不得吃的皮薄粒大的灵宝红枣，还一次次给我炖煮滋补汤，帮我补充营养促进康复。
半年后，好不容易我的脸色有了点血色，体力慢慢恢复到正常状态。
1970年那次义务献血，骤然间将我从胖丫头变成了小瘦猴，多亏有亲我疼我的姥姥帮助我逃过一劫。之后我这辈子，再怎么努力试图丰满滋润些，却与丰满滋润彻底无缘了。
献血过后，我曾询问过团支部书记玉玲：“那天献血你们怎么都没去？”她说：“别人我不知道，那天我家里有急事……”也罢，我就没有再问其他人，事情已经过去，问也没用了。
当时团支部里共有三名女青工。团支部书记玉玲几年后调离我厂，走前她特意找到我，告知她调到离家近的稀土研究所上班了，是个新成立的科研单位。那是半个世纪前我第一次听说“稀土”这个名词，很好奇很羡慕地祝福了她。
另一个女团干，就是爱跟我找别扭的艳芬，1977年在离我厂东边几公里远处一个叫“大郊亭”的地方过马路时，竟然被一辆大卡车严重撞伤而身亡。事后她家人向司机提出索赔，司机说自己是正常驾驶，艳芬过马路时属于闯红灯、责任自负，因而拒绝赔偿。一时间工友们说啥的都有，虽然之前艳芬跟我关系不好，但她年纪轻轻突然丢了命，令人惋惜。
那次令人恐怖的被超量抽血之后，冥冥中命运似乎在补偿我，1971年秋我被工厂选为“红医工”，公派到解放军总院（301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针灸与经络疗法，半年时间跟当时医术高明的门医生（他祖父和父亲都曾是顶级御医）、陈医生（治疗胃下垂等疑难杂症的专家）等军医学到宝贵的治病技巧，受益终身。
回工厂后的许多年间，我坚持不脱产业余时间为工友和他们的家属治病，不仅强化了好人缘，也帮自己掌握到更多防病治病的知识。
还有一件难忘的往事：1974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当时正上高中的我的小妹妹，参加学校到北京远郊区昌平县农村“支农”劳动：割麦子。任务完成后，学校居然不派车，让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急行军连夜步行返回北京。那两天我小妹妹不幸患肠炎拉肚子，跟不上急行军的队伍，又不能被抛弃在路上，咬着牙捂着疼痛的腹部，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路小跑……
回来已是半夜，她刚进家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惊醒的我和二妹妹，赶紧把小妹妹抬到床上，脱去她已被水样粪便浸得湿透的裤子，我想为小妹妹擦洗，接水时听到二妹妹哭着喊我：“姐，她已经没气了，怎么办呀？”我慌忙去摸，小妹妹手和脚冰凉冰凉的，连额头也凉了，贴近她的鼻子感觉还有一丝温乎气。我心想，绝不能慌张，赶紧抢救！
那时我父母因常年驻国外工作，我哥哥和我大妹妹在云南部队服役，家里由我主事，多亏我学过一些中医，不至于束手无策。我赶紧用手使劲按压小妹妹的人中穴，让比我身高体壮的二妹妹不停歇地揉搓小妹妹的手和脚，当听到小妹妹呼出一口气之后，我又改为按她的内关穴、足三里穴、阴陵泉穴和三阴交穴。
等到小妹妹终于睁开眼，体温有所恢复后，我和二妹妹接温水喂给小妹妹喝，我俩帮小妹妹翻过身，我又给小妹妹点按后背上的胃俞穴、肠腧穴……直到她呼呼睡着。
那次经历，让我特别感恩命运，因掌握一些医术，生死关头救了我小妹妹一命。
后来我在少年报社工作的25年间，单位里也有同事曾让我帮助治过难治之病。
文革中因超量献血蜕变成小瘦子的我，在工厂工作了17年，赶上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报名参加中国少年报面向全社会的公开招聘，闯过几关进入报社当了记者、编辑，改变了自身命运，避开了之后的下岗潮。
退休前的两三年，当时报社的“中少网站”站长、之后被任命为报社办公室主任的刘季子，因为爱说笑，加上跟我关系很好，给我起了个外号——“超龄美少女”，很快在单位传开。熟悉的同事也笑嘻嘻地跟着这样叫我，我调侃说：“需要从后面看才美哦！”
退休后不久的2013年，我又遇到好机会，我的忘年交好友刘旸女士在英国留学期间，学会并率先把瑜伽功夫带回中国，开办了禅舟瑜伽公司，请我去主持公司官网与期刊编务。
那期间，刘旸聘请来自台湾高雄的两位瑜伽轮棒操教师开办辅导班，让我免费随瑜伽教练们参加培训。那套瑜伽轮棒操简单实用，只要每周或每天花几分钟从上到下将重点经络疏通一遍，可以极有效地治小病保健康。加上日常生活中坚持作息规律，合理营养，坚持走路，保持好心情，这些好习惯帮助我很好地维护着身体的康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70多岁以后，我盼望自己丰满一些，以减少脸上的皱纹，可再怎么多吃，怎么补充蛋白质、增加高能量，体重依然无法突破45公斤。至今还时常有人问我：“你保持身材苗条，有什么诀窍吗？”这事几句话解释不清，我只能说“多走路，多动脑子”。
其实，每次我都免不了在心里重温文革中那次献血的可怕经历，反思文革破坏公序良俗的“天下大乱”、无法无天。
2025年12月28日初稿
2026年1月2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