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和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曾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

整刘少奇：“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整朱德：“……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整贺龙：“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对遇罗克：“此人不杀,杀谁？”

决定刘少奇后来命运的应该是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和同意毛泽东辞职并由自己出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建议那一时刻，这才符合独裁政治的“正常”逻辑。看看马林科夫的恐惧就可以知道刘少奇是一位多么没有经验，不够老道的政治家。独裁者从来不会在权力以及名利上谦虚的，只有虚伪的试探。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让林彪担任会议主席团主席，他自己担任副主席这一幕也如出一辙。所以林彪坚决不同意出任会议主席团主席之原因也就在此。

高岗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十分不满，因此决意“拉拢”一些人与之对抗，高岗企图“拉拢”的人中就有邓小平。从邓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是邓向毛告的密，而且让毛开始注意此事。高岗事件在领导干部层面的直接影响，就是邓小平的崛起。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职务不过是西南地区党的一把手。他调入北京后，事实上，在中央层面上并没有很重要职务，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地位显然不如高岗。然而，高岗死后，邓小平却开始平步青云。

毛搞政治运动的天才最突出表现在：每一次运动初期，别人决难猜透他的布署，所以每一次整人运动初期，被整肃的人都积极地投入到了运动之中，为运动推波助澜。延安整风运动，几乎所有的党员干部都投入到运动中，到后来才知道自己变成了整风的对象。庐山会议，几乎所有的与会者上山时都以为是反左倾，所以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踊跃发言，到了后来才知道会议是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所有的走资派都以为是整肃知识分子，到后来才知道是整肃他们。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刘在一床被子下半裸着身体，被抬上飞机送往开封。当地医生要求给刘透视诊病，上面不准。在刘病危时要求送医院或会诊抢救，也被拒绝。死亡在十一月十二日到来。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刘的尸体被秘密运往火葬场火化，脸用白布包着。彭体魄强壮，他受的磨难也就比刘少奇长久,一直持续了八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终于倒在直肠癌下。像刘一样，他的火化也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用的是假名字。像刘一样，他的死在毛生前也没有敢公布。

但此时的刘少奇，没有念及当年同学救命之恩，却是以是否威胁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采取了消灭知情人的手法，与历史上“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有很大的相似，客观上起到恩将仇报的效果。虽然此种作法在政治斗争中常见，毕竟此举有违良心和道德标准。这次事件只是窥豹一斑，但也揭示了刘少奇在文革中倒台的一些哲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出于政治需要，造出了一个又一个“英雄”，大字不识几个但老实肯干的掏粪工人时传祥也被推上了这样的舞台，从此，他的人生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跌宕起伏，直至其人生的最后一刻。 1915年出生在山东齐河县的时传祥，14岁那年，因家乡遭...

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刘少奇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被迫喝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

中共时任二号人物林彪坠亡蒙古事件送达中共高层后，中共党魁毛泽东高兴地喝酒庆贺，并要求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而周恩来听后，放声大哭。 林彪坠亡毛泽东喝酒庆贺 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在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被“排队”和“分类”，一大批人被划作“阶级敌人”。他们还用划取各类人的百分比来对“运动”进行安排和控制。这种整人的“数学”及其代表的残酷和荒谬，至今仍未得到清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斗争”这个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中国四千四百万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三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五千亿卢布的食品。在安徽农村“易子而食”的年月，周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还竟无偿地援助越南二百亿美元、阿尔巴尼亚一百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上百倍。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刘少奇极其一家人，在那场狂风恶浪的十年动乱中，受尽了磨难，是全国范围内受害最严重最厉害、被老毛整的最惨的一家人，四人死亡，六人入狱，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啊！这种情况，在世界现代史中都是极其罕见的！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始作俑者还是刘少...

话说文革时期，踞某大报总编要职的某君常念白字。一次参加宴会，与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同桌，见桌上名单，他大声打招呼，称对方为“夏鼎同志”。夏鼐回去后作了一首打油诗调侃：“夏鼎同志你可好？夏鼐听了吓一跳。偷我头上一个乃，还来同我打交道？”鼎大家都知道，鼐是特大号的鼎，字比较生僻，比起云南代省长居滇不识滇还要好些。

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一书揭开周恩来与刘少奇之间的微妙关系：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明争暗斗。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大陆位周不得不屈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