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不仅人有主见，还是个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可是陶铸却对周恩来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本来，无论谁听了这话都会赶紧说“万万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来虽不赞同陶铸，却偏偏借此机会从中挑拨，把陶铸的建议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脚大骂“你们见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为什么要采用绞刑呢？要知道当时中国杀人主要采取杀头或者枪决的方式。原来李大钊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提出采用比较体面的受刑方式——绞刑。对此，张作霖还专门从美国订购了一个绞刑架。

可怜为中共奉献了大半辈子、挽救了众多中共高官性命的傅连暲，却最终连自己的性命也无法保住。1968年3月14日，他被关入秦城监狱，随即遭到了无休止的审讯逼供。体弱多病的他在被摧残的同时，却只能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最终，他在3月29日含恨离世。

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的后悔的确是晚矣！

林豆豆是九一三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既是该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也是林彪一家唯一的幸存者。林豆豆的个人回忆和申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何判定林豆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官方在林彪事件后发布的57号文件的宣传口径，林豆豆在紧要关头揭...

如果说这么些年，通过真相的被还原，很多国人对毛泽东的真面目多少有了些了解，那么对于地位仅次于毛的周恩来的真面目，则仍受中共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周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然而，真实的周恩来绝非如此，实际上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

根据2000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与越南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两国明确界定白龙尾岛（Bach-long Vi Island），也就是中国以前所称的夜莺岛属于越南领土。北部湾上的这颗明珠已经永远从中国手中失去了。

潘汉年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并在顾顺章叛变后，和陈云、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之一、上海滩上的神秘“小开”。到达江西苏区后，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先后参与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由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周恩来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周恩来的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斗争，越是和他有明显渊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关照。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铁面无私，甚至还要格外严苛。

阎红彦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阎红彦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在阎红彦去世一个星期后，1967年元月14...

当时周总理特地把外交部英文水平最高的冀朝铸调来，作为尼克松首次抵京访华的翻译。在首都机场，周总理对冀朝铸说：“小冀靠我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在中方发表的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块空白。冀朝铸说，他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

1972年，来中国避难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希望去白马寺参观，为了不让其看到白马寺破损的样子，掩盖文革的野蛮和罪恶，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下令将北京故宫的贝叶经、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北京故宫慈宁宫康寿宫里的佛像罗汉等诸多文物运到了白马寺，并允许这些文物永久保存在白马寺。这也就是为何现今的白马寺多明清文物的原因。

曾经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毛、周，为何在相信了马列主义、相信了共产党后，变得如此没有人性？不懂知恩图报？原因就在于中共一贯强调党性永远高于人性，无论你内心有着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为了所谓的“崇高的目标”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即便要泯灭人性。

据他的专机机组人员张瑞蔼回忆，周平日上飞机只和机组人员握手，问候一声。可这次，他显得紧张，反复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机过长江时，周突然问：“这是长江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呀？”机组人员反复解释，周还拿地图反复核实才放心。张说：“我飞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看周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这个事实极重要。有人从过敏学的角度分析过。周的精神过敏，一个人只有接触过过敏原才会过敏。周的过敏原就是林彪事件。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邓小平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关于913事件说了这样一段话：“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准备飞往苏联，就是这个飞行员发现问题，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一向精明但已年老昏聩的毛，这一次却看走了眼。邓是一个只能在毛一人之下，而不能在其他任何人之下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邓的心目中，一旦毛呜呼哀哉之后，中共的江山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能力上看，落入自己的手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被毛恢复并提升多种领导职务之后，踌躇满志的邓，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和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治经济局面，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以便为自己的“接班”作准备。这必然与毛的本意相抵触，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1968年4月，郭世英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并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据说当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时，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曾恳求他在参加周恩来的宴会时请求其救助，但整晚，坐在周恩来身旁的郭沫若始终没有开口。儿子死后，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持久地沉默，最后说道：“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11月24日，即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刘闻听后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据说当时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

1951年周恩来首次登上《时代週刊》，向世界介绍周恩来，TIME这样写道：“他在政治上是暴虐的统治者，在外交上是听话的仆从，在经济上是个无能的领导者。”下面的小字是：一边参与战争，一边谈论和平。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

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等等。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