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不知道约翰・宝灵爵士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让立法机关民主化的港督，早在1856年、也就是连英国本土也未有完全普选之时，就提出将五席的香港立法局席位，交由全港有纳一定税额的所有人士普选，选民包括所有合资格的香港华人。这样的相对低门槛，基本上和当时的英国本土看齐，只是被殖民地部否决。也是在他任内，容许华人成为律师和陪审员，令一批香港精英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拥抱法治，逐渐跻身上流社会。

《港区国安法》后的“新香港”，投名状已经变成制度，简单如公务员、然后是任何接受政府资助机构的员工集体宣誓，就是最好例子。怎样看待这投名状？台湾目前的取态是从严，宣了誓的人申请移民，很可能会被批有“国安疑虑”；英国目前则未有有关态度，就算是警察移民，只要有BNO，依然中门大开。然而愿意即时放弃高薪厚职的毕竟是少数，我们都认识大量宣了誓的朋友身不由己，故事说多久也说不完。那究竟怎样才算公平？

如果这类人质外交奏效，基本上，所有海外港人组织核心成员都会有家人、朋友、前同事在香港，就算个个划清界线，当国安警要抓人质，去勒索组织解散，都是举手之劳。如果这些海外组织若无其事，继续运作，人质的亲友总有怪责“不顾全大局”者；但若因为人质出现而停止运作，海外组织的其他参与者又会觉得这才是“不顾全大局”，那岂不是从此甚么都不能做。基本上，这个政权的每一步，都会令所有人陷于道德两难，结果都是白色恐怖、瓦解互信。

究竟汪精卫政权是“软抵抗”，还是“积极配合日军”？差之毫厘，可以谬之千里。不少文献记载，汪精卫本人确是不断尝试和日本据理力争：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保境安民，甚至在占领区内的教育制度恢复古学。这些动作，就像《港区国安法》前不少香港政务官，虽然没有一兵一卒，却是根据有限的制度，尽力抗衡一套侵入式的异文化。

"新香港"必须中央政府配合的另一系列挽救经济的手段，就是大举输入中国大陆"专才"，即放宽对专才的定义，同时提供新配套，让中国的海归毕业生到香港工作，例如像加拿大给予香港毕业生的救生艇那样，让中国毕业生可以入境香港长期居留找工作，有雇主聘请，就可以光速拿身份证。中国人口毕竟接近无限，虽然一流人才已经不会选择"新香港"，但用这方式填补香港失去了的数十万人口，数字上，毕竟是可行的。

十年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香港期间，就曾探讨以香港取代伦敦，为俄罗斯企业集体上市的避风港，但最终还是只有俄铝一家到来，最后还要丑闻缠身。现在俄罗斯明显更需要香港这个白手套，要是俄罗斯企业、热钱来到香港避难，其实很难阻止。这样一来，香港被西方制裁的可能性就大增。俄罗斯正以种种方式将中国绑上战车，并以种种方式勒索，假如普京被惹恼，要自己建造一个香港没有这能力，要使小动作摧毁已经五痨七伤的"新香港"，却易如反掌。

在新加坡，出席会议的人可以是业界龙头，但也有一般创业者、平民百姓，随便去哪一场都可以。现场没有贵宾吃什么"米芝莲六星宴"，反而有一个一个摊档，提供新加坡特色小食、饭盒，没有暴发户炫富的意味。来宾随时可以到外边闹市安排下场，新加坡夜生活虽然不比东京、纽约，但五光十色已经远胜九点天黑、百店结业的"新香港"。而且就算不幸确诊，也照样可以回国，不用在"新香港"被送进方舱或隔离。当然，"新香港"政府曾保证与会贵宾"只要"有私人飞机，依然可以确诊后立刻离港避开隔离。

李家超作为主人家的宣传口号：" Go for it! Get in front! Not behind!"在英语世界，似乎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招商引资"，很容易令人误会是色情笑话。这种传销方式，非常单刀直入，问题是什么样的货色，会需要动用这种方式传销？通常只有割喉促销、无人问津的次货，新加坡现在就开口闭口说"少讲废话，我们只专注做好自己"，暗示"要来便来"。

“新香港”政府不尝试解决根本问题，不正视“新香港”的1984式监控比单纯的入境隔离令会更长远地摧毁这个地方，却只能弄这样那样的小动作，当作是“拨乱反正”、“争夺人才”的“德政”。这样的政策，不能说完全无效，但能“吸引”到哪一种人，也清晰不过：假如有选择，人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长居吗？既然真正的根本问题“新香港”政府解决不了，它的结局又会如何逆转？

“新香港”政府不尝试解决根本问题，不正视“新香港”的1984式监控比单纯的入境隔离令会更长远地摧毁这个地方，却只能弄这样那样的小动作，当作是“拨乱反正”、“争夺人才”的“德政”。这样的政策，不能说完全无效，但能“吸引”到哪一种人，也清晰不过：假如有选择，人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长居吗？既然真正的根本问题“新香港”政府解决不了，它的结局又会如何逆转？

女王经常被恶搞，在香港，饰演女王的造型演员是罗兰女士。但她非常大量，也有幽默感自嘲。近年大量电影、电视、Netflix剧集以她为主角，久而久之，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看见她，就像看见自己的祖母。当她今年96岁高龄，还要在王宫拍摄和Paddington熊的庆祝环节，与民同乐，把那些天天把“人民”挂在口边的独裁者彻底比下去。

无论是中共、还是普京信奉的杜金“欧亚主义”，一切都是以戈尔巴乔夫为反面教材，当中“重中之重”除了是坚定相信“举国体制优越感”，以及不要放弃恐惧治国的共产党“光荣传统”，还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大内宣、大外宣，以免自己和国民信仰动摇。无论真心相信也好、不得不信也好，总之要有一套完整的论述，证明自己的制度比西方的好，要有“制度自信”。而为了增强这种自信，自然需要说服国民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形势一片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