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蒋介石就准确预言了欧洲共产国家在1990年解体，而中共要晚一步。临终之前，蒋介石都念念不忘“拯救中国”。他在演讲中断言：“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其最终消灭共匪毛贼者，乃必为我中华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独立的性格与能力’之大义正气！”

司徒雷登大使于其所着《旅华五十年记》中，述说他对于国军失败的看法是：一、国民党的真正目的，原在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蒋先生曾渴望实行这种改革，但当繁忙的军政问题使他不克分心他顾时，种种旧的恶习又都死灰复燃。二、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与继之发生的经济崩溃，不满的情绪乃告爆发。三、许多离心的政治领袖与军事指挥官，实际上都在阴谋反对蒋先生。其中有些人与共党暗中勾结，他们增加了局势的紊乱和对蒋先生的背叛。

残部窜古宁头固守待援。经我海陆空军及战车之合力图歼，共军顽抗至二十七日上午十时，除生俘万余人外，其余悉被歼灭。共军使用兵力，计八个团及其他特种部队，共约二万数千人。其进犯第一梯队之三个团，系由共军第八十二、八十四、八十五各师中抽调久经战斗之基干部队所组成，而各该师又为陈毅部之精锐。此次用以进犯金门，势在必得，结果竟至全军覆没。此为戡乱军事发动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歼灭战，中外观听，都认为是一大奇迹。

六个战场，兵对兵，将对将，虽然不像球赛那样一个人看守一个人，但就大体来讲，双方互相控制，旗鼓相当，那一方也没有显着的压倒优势。所不同者，共军较为机动，避实击虚，容易捡一些小便宜而已。可是济南易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共军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什么地方，就造成什么地方显著的优势，“一人难敌四手”，道理本甚浅明，敌人的优势，当然就是我们的劣势了。

因此中央不能把持重点主义，而陷于备多力分，这是剿共军事失败的一大关键。为此议最力的，就是当时的参谋次长刘为章（斐）。他的建议不但使军事陷于被动，而且还造成中央与地方之离间作用。比起共军“敌情不明不打”、“实力不够不打”、“地形不良不打”，有种种选择的自由来，自不免相形见绌。打仗最基本的秘诀，就是“制人不制于人”，也就是今日所说的争取主动。

共党参加任何谈判，都是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的：一、不断的增加要求，以后案变更前案。二、只要求对方让步，自己绝不让步。三、充分利用和谈机会，充实准备，扩大宣传。

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时，则守为主，取内线作战为研究要点。但一有机缘，则直取攻势，不可使其逝去也。其二、应力避正面一线配备，而转取纵深集团配备。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此亦必然之势也。其三、则游击战争与伏兵战争，急须实施讲求，并设法奖勉，否则无异盲目失聪，终为匪束手宰割也。我把委员长新定战略，融贯成四句口号，以为实施的准则：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再简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稳扎稳打”是矣。

剿共的政略盘据江西的共军，包括伪一、三、五、七等四个军团，伪第十二军，伪七个独立师。伪江西军区所属各独立团及地方武力等，合计约十余万人。其所盘据地区，合赣南闽西计之，最盛时期计三十县。而我政府派军进剿，前后历时七年，动员兵力不下百万。至终虽幸而犁庭扫穴，但...

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第三因为人口稀少。第四因为是军事上的形胜之地。此外赣南文化落后，风气闭塞，人民对于是非邪正之辨，不大清楚。在暴力统治之下，易受愚弄，而难萌反抗的企图，这当然也是最合共党理想的地区。

他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故“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对于这项政策，持之益坚，绝不为任何游言浮语所摇动。他说明之所以亡，就亡于一方面既要御侮，一方面又要剿匪的缘故。他劝说大家不要蹈袭明朝亡国的覆辙，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党，然后再齐一步骤，抗日御侮，才有致胜的可能。他有几句极扼要的话说：“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挟以去之故。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袁世凯以一代权奸而为开国总统，他自己先道德破产，则由他所领导的政府，由他所发动的政治，如何能不成为一团烂污？共党之为患是在国民革命军旗帜下寄生长成的，是由剿共军的补给壮大的。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当然共产党是祸患的中心领导力量，但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只能在言说文字上捣乱，除淆惑观听外，尚难成为大害。共产党而拥有武装，于是为虎傅翼，出而食人，遂成为无可避免的后果。

陈诚 他一生有两大特色，一是坚决反共，二是忠君报国。同时，他较早就能有意识地区分中共组织与中国人。

试问，现在国内军阀割据，北部倭寇盘踞东北，南部数十万中共军占据六大苏区。且不谈百万倭寇随时可能入侵华北，本国军阀部队总数就有一百五十万之众，盘踞国内十省。我中央军不过60多万，实际只控制豫苏皖浙鄂赣六省，经济也几乎都被列强控制，濒于崩溃。要对付倭寇，中共，军阀，实现三民主义革命胜利和国家民族复兴，谈何容易！我如果不是为了国家民族，何必担起这个重担？携儿孙回溪口享受天伦之乐多好。

日军在付出死伤六万余众的代价后占领上海，按着又攻占了苏州等地，南京危在旦夕，国民被迫宣布迁都重庆。对此，蒋介石代表国民发表迁都声明：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敌如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京。敌如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只要敌人继续侵略，我们就继续抵抗。敌人不懂得中国领土是不可征服的。

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陈诚。（网络图片）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陈诚，抗战...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一位外国学者著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日本没打算给中国从容备战的时间。他们已查觉到中国的种种变化，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写，“如让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自强机会，日本就会等于自杀。”

（左）共党在江西瑞金建立的苏维埃伪中央政府。（右）今日依然贫穷的瑞金乡村。（网络图片） 共党祸国，经其窜扰的地区，在抗战以前，已有浙、赣、闽、粤、湘、黔、川、鄂、豫、皖、陕、晋、绥、宁等十余省之多。然而盘踞最久，为害最烈，且建立伪中央政府，擅设首都...

在一个弱国遭遇强国侵略，屡战屡败，危急震憾之时，产生一位百折不挠的领袖，以超人的智慧，领导军民，奔赴胜利，这种人物历史上曾经有过，至于胜利之后，对于身受其横暴侵略达半年世纪之久的世仇，竟采取“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宽大政策，这种人物历史上未曾有过！前者是豪杰作的事，后者只有圣贤才能做到！

中国军队某部官兵面对数倍日军拼死血战，双方杀得昏天黑地。最后，只剩数人。剩余士兵宁死不屈，后全部阵亡。战后，日军由于佩服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精神，专门为他们建立墓碑，表示敬意！岁月流逝，70多年之后。他们的英勇不屈的事迹，早已被后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