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都做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来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后接任彭的北京市领导人的职务。原文发表于《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收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37－38页）
在刘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会上，彭真表白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结果无济于事。而且，一年以后，轮到刘少奇来做这样的辩白了。
据刘少奇的子女说，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非常气愤，对他的儿女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见上引《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刘少奇在1945年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抬高毛泽东的权力地位有大功劳。但是，取代他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1960年代发明了一大套关于毛泽东的辞令和生活仪式以及规则，比如“四个伟大”、“顶峰”、“万寿无疆”、“天天读”、挥舞小红书、到处建立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到处张贴毛泽东语录，等等。彭真和刘少奇在这一方面要跟林彪竞争，显然是劣势。
林彪红极一时，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共产党党章里写进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过他在其位只有5年，然后遭到毛泽东的废黜，1971年9月逃离中死于外蒙。
重要的是，尽管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权力圈子中谄媚最高统治者的竞争，显然已被证明会给竞争者带来灾难，但他们却依然竭尽全力。
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若不在1976年死亡，一轮一轮的清洗还会继续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这种恐怖。苏联也如此，斯大林死亡以后，最为积极执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贝利亚被处死，此后政治局委员们不再被杀戮。
指出刘少奇之死和斯大林时代的事件的这种类似性，不是为了证明这种事情是普遍发生不足为奇的，而是为了说明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偶发事件，这样的高层杀戮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是独裁和专制的产物。
不过也不尽然仅仅是相似。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斯大林望尘莫及的。
４、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亲自撰写“516通知”这样的文革纲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提拔无限吹捧他的林彪当“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打倒刘邓陶”、支持所谓“一月夺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文革的总体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显然对指导细节也相当有兴趣。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
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页）说：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象”。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象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还有一个例子。1966年7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8月17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见《北京大学纪事》，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张承先文革后发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上述几例，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象，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
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辅臣的生杀予夺，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
这种施用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常规情形下，残害、施暴于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约并制裁的。在中国的专制底下，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
毛泽东年轻时代就崇尚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哲学。１1970年，他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不懂这句歇后语的意思，理解为毛泽东觉得自己像一个孤独的云游世界的和尚。）后来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还傲慢地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
“无法无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于道德。传统中国人相信，每天行为是善是恶，都在“天”的监察之下，对“天”的畏惧使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奉行“无法无天”的哲学，那么就没有任何恶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泽东向往并实施“无法无天”，也许正是传统在中国崩解的一个明显例证。他用“无法无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从1966年到1971年，毛泽东不但害死了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也把他身旁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却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这种自觉追求的“无法无天”哲学该是他支柱之一。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描写那些以迫害人为职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时，有一段议论，他说，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欲望归结为饮食和性是不够的，应该加上一项：权力。他引述了托尔斯泰是怎样描写当一个人对自己面前的另一个人有生杀大权时的那种快乐，这也就是那些“肃反”人员所得到的快乐。
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只写了短短的一页。他并没有试图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理论。不过，不但苏联的故事可以给他的说法提供大量证据，中国文革的故事也可以为其提供大量证据。仅本文提及的几例毛泽东很琐碎的批示便显示，对毛来说，那是相当有乐趣的。
５、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1966年8月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时候，他被指责为派出“工作组”，压制了学生运动，阻碍了文革。这种说法当时占有绝对强势。由于没有清算文革历史，这种说法在文革以后还有相当影响。
刘少奇子女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还在强调，派工作组到大学中学的决定是刘少奇请示毛泽东以后作的。刘少奇的子女要说明，对刘少奇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刘少奇没有自作主张去作毛泽东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在为其父辩解时所用的逻辑是，如果派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了的，就不是刘的错。他们不把法律和道德当作评判事情的准则。
事实上，如果承认文革是罪恶，那么对刘少奇以及继任他的位置的林彪来说，他们的主要罪责应是他们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时，都充当了毛泽东推动文革的第一号助手，也就是第一号帮凶。
事实非常清楚，派工作组就是为了发动对教员和学校领导人的攻击。若仅仅是为了“压制学生运动”，依靠原来的学校领导人足矣。1957年，大学领导人把大批学生划成“右派分子”并对他们实行严厉的处罚和迫害，非常顺手，毫不困难。
上文已经说到，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制定“518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到大学和中学，就是为了贯彻“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夺权”。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
在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被“排队”和“分类”，一大批人被划作“阶级敌人”。他们还用划取各类人的百分比来对“运动”进行安排和控制。这种整人的“数学”及其代表的残酷和荒谬，至今仍未得到清算。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
“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
“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斗争”这个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在笔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在北京，连遥远的云南边疆思茅专区，交通落后，学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学教员都翻山越岭召集起来，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们“交代问题”。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派进工作组的。工作组6月初进校后，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斗争”，很快发生了教员自杀的事情。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未经工作组允许的殴打“黑帮”的暴力事件，后来被称为“618事件”。那一天，在全校范围内，一些学生和工人“斗争”了几十个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把他们拉到高台上下跪，撕破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戴高帽子，把厕所的污物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对他们拳打脚踢，等等。
笔者访问过“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寿文老师，他那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他说，几个学生冲到他前面，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寿文那时35岁，腿脚还很灵便，但他跟不上学生的移动速度，跌倒在地，那几个学生并不因此止步，继续拖他，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寿文不能喘气，几乎昏死过去，他滚爬中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才稍微松弛一点绳子的紧勒，没被窒息。
虽然那天被暴力“斗争”的人，也都是工作组的攻击对象，但是北大工作组不允许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批斗”行动。工作组为此写了第九号简报，报告他们如何制止这种现象。刘少奇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并且写下批语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个批语表明，刘少奇不反对“斗”，但反对“乱斗”。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错了。紧接着，196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编号是中发［66］392号）撤销载有刘少奇上述批语的文件。
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立即从北京大学兴起并迅速发展到全国。“618事件”被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被广泛运用并且大大强化。前一阶段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首先遭到残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下旬，暴力迫害发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尸体堆积在火葬场来不及焚烧。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阶段之一，这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残酷事件。
刘少奇也在此时失去了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事情的发展过程很清楚：发动暴力迫害和罢黜刘少奇，是同时发生的。通过罢黜刘少奇，激发了文革暴力。
刘少奇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他积极推行“516通知”，甚至亲自组织北师大一附中“斗”校长刘超，他只是反对北大“618事件”，反对“乱斗”。当他因工作组之事被毛泽东指责之后，他很快作了自我检讨，他没有表示异议——至少我们至今看不到这样的史料。
刘少奇平反后发表的文章里，描写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斗争”后押回办公室时，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示抗议。
这一抗议似乎义正词严，场面也够戏剧性，但读者们却会质疑：这时候刘少奇想到宪法了，他早干什么去了？在此之前，多少违反宪法的事情都发生了，包括他对女儿的学校校长的“斗争”，他是国家主席，他说了做了什么？难道刘少奇真的以为，那部宪法并不需要实行，而是要等到他这个国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实行？
老百姓并不糊涂。不过，这种质疑不会被发表在报纸的“读者来信”里。
６、“揪刘”的“造反派”的下场
１1967年7月8月，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面，发生了当时称作“揪刘行动”。以大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为首，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发起这一行动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他们甚至举行了“绝食”行动（假的）以制造轰动效果。
当时的场景是颇为壮观的。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贴在红墙上的大标语一张纸只写一个字。刚成立不久的新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学生提供大量纸张印刷报纸和传单。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前来支援。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学生组织的报纸上还留下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篇纪实文章，题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这是从毛泽东的诗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来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刘”行动，学生们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和他们在红墙外的行动配合，红墙内对刘少奇的“斗争”残酷程度在升级。但是学生只得到了刘少奇的书面检讨，始终连刘少奇的面也没有见到，也未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的一轮“清查516运动”中，1967年的“揪刘”变成了“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516运动”的逻辑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已经被“打倒”，戚本禹曾经出面直接支持“揪刘”，学生领袖在“揪刘”中和他接触，所以就是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在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正式“报告”中，一方面继续把刘少奇称作“刘贼”，另一方面，对组织“揪刘”的学生，作结论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的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关于围困中南海事件：初步揭发、交代、调查情况》，北京建工学院调查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刘”的积极分子被“隔离审查”和“斗争”，被强迫“交待问题”和“认罪”。在这个过程中，1970年夏天，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机电系二年级的女学生董临平上吊自杀。她20刚出头。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八一战斗团”的头头之一，曾经是非常出名和活跃的人物。但是，在上一段所引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她的死亡。刘少奇是大人物，对他的死需要不断进行编造、歪曲和粉饰，董临平的死却在一开始就被认为无需记录。
文革的沉重铁轮碾死了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以及曾经攻击刘少奇有功的20岁的年轻大学生。董临平的死亡，其实和刘少奇的死亡有内在联系。一个有权力的人，在整个社会奉行非正义的时候，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试图制止非正义，则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