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发动者似乎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的收场比开场还要难。
我与上千万城市学生的命运一样被卷到上山下乡的巨流中。9月7日，我们一千多名北京知青乘火车到内蒙（后划为黑龙江）的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告别了北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弟弟、妹妹，谁知道这一去竟是九年。
呼伦贝尔盟在内蒙的最东部，以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为界与苏联有漫长的边境线。呼伦贝尔盟有中国最好的草原——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林区。呼伦贝尔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十二、十三世纪，蒙古族逐渐兴起强大，成吉思汗依靠富饶的呼伦贝尔做为根据地，统一蒙古继而建立了跨跃欧亚大陆的帝国。我们插队的阿荣旗是呼盟的农区，背靠连绵的大兴安岭，嫩江在它的面前蜿蜒流过。这里与黑龙江三江平原相连接，老乡们管这片黑土地都叫做北大荒。
师院附中的学生被分配在图布新公社的两个生产大队里，共五个青年点。我们青年点有二十多个人，男生多，女生少，住在一起分在一个屯的两个生产队劳动。我们那个屯叫兴旺屯。我们到阿荣旗的季节恰逢深秋，各种树叶变化出不同的颜色，斑斓多彩，山坡上成片的柞树林如同北京香山枫叶，红彤彤层林尽染，再加上与之呼应的蓝天白云美不胜收。更让人心动的是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和分布在田间的农舍村落，这就是迷人的北大荒。
生产队临时把三间紧挨着马圈、歪歪斜斜的队部腾出来，清扫后给我们当青年点宿舍，中间的一间是灶房，垒着四个烧柴的大灶，灶上安放着几口大铁锅，灶间还放着水缸、碗橱。一东一西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每间宿舍都是对面炕，我们十几个男生挤在两铺炕上实在挤不下，同来的傅中高风亮节睡到了两个破炕桌拼起的床上，睡在了地下。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几年后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后方才结束。
这里的农民大都是从山东、辽宁闯关东老乡投奔老乡，落脚在这块北大荒的土地上。东北农村的农民大都豪爽、热情、大方，我们很快就彼此熟悉了。兴旺屯是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一、四队所在地，有百十户人家，村子建在小山坡上，村后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屯前面有一个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大甸子，往西翻过一道山梁是通往旗政府（县政府）所在地的公路。村里的地大都在附近的山坡上。我们插队的图布新是死亡率很高的克山病（地方性心脏病）和大骨节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知青下乡都远离这里，而我们却责无旁贷的这里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漫长劳动生活。
这里的劳动量很大，地多人少，地里的垅五、六里地长。秋收是很艰苦的活，我们刚到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单薄，又不懂得干活儿的要领，所以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力气，收割时被落得老远，干着急也追不上。青年点的伙食开始也很差，插队前几年，天天吃的都是玉米、小米，年节时能有少量的白面。最早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后来很快换成我们同学之间轮流做饭，手艺好点的还凑合，手艺差点的大家就惨了。另外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青年点吃的就是一天三顿的玉米渣子和小米饭，菜是土豆、白菜，又缺少油水，做来做去也做不出什么花样。刚下乡的两年很少能见肉腥，过年时杀口猪很快就吃完了。记得有一次青年点用肉末炒了点咸菜，那天早上我起得早怕惊动别人，放轻脚步走到厨房，一看我们青年点的副排长冯洁正趴在放咸菜盆旁挑肉吃，她眼神不好，高度近视，要想从咸菜里挑肉末，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见状在她背后大喊一声吓了她一跳，很快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笑料。她现在在美国定居，不知道她是否还爱吃炒咸菜肉末。
艰辛、枯燥的生活使有的同学精神越来越压抑，我的同班同学陈韶山原来在学校是位好学生。他在市委工作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后又常郁郁寡欢。下乡后第二年的春天便出了事，一天夜晚老乡井边打水，摇辘轳时发现冻成窄窄窟窿的十几米的井下有人抓着铁索链悬在那里，忙呼喊人来援救。早春的北大荒零下二十来度，井台上到处都结满了厚厚的冰，他的手已和井链冻在一起，那种情况真有些惨不忍赌。将他抢救上来后，我们千方百计费了很大劲，在大队公社帮助下，说服旗知青办把他送回了北京，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回北京的知青。过后得知，他是自己跳的井，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中最严重的一种。
阿荣旗虽然是边远的山乡，政治运动也没有放过它，当呼盟行政区划归内蒙时，这里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整“内人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说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粉碎四人帮后担任过国家副主席）是“内人党”，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一夜之间内蒙的共产党全成了“内人党”，共产党的家属全成了“内人党”的家属。从内蒙广大的牧区到农区，从城市到乡村冤狱四起，逼供的手段令人发指，许多干部、党员被批斗，被关押，被整死。经历过北京运动的知青们，再没有红卫兵时的狂热，大都冷冷而无奈的注视着这场人间悲剧。
当呼盟划归黑龙江省后，这里又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从哈尔滨的各机关抽出干部向这里派出了工作组，在那个特别严寒的冬天，白天劳作一天的农民晚上还要开会。有趣的是一次忆苦会，我们村里有一位好出风头，用东北人讲话又有点虎的赵老二，自告奋勇从炕上跳到地上发言，看他要发言了，原来睡觉的人也伸长脖听他讲些什么。赵老二清了清嗓子带着哭腔开始了控诉，他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让我们到大草甸里夜战挖大沟，让我们白干活，剥削我们不给我们工钱，家里没粮食，大人小孩饿得像大眼灯一样，还不如我在满洲国时给老财扛活，那时候还有大白馒头可劲造”。赵老二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人越听越奇怪，这是控诉旧社会吗？工作组组长也开始听明白了，他气急败坏地打断了赵老二的发言，恨恨的说：“住口，你控诉谁呢？”赵老二摸着脑袋不解的看着工作组组长，委屈地说，“我没说错，不信你问他们。”但赵老二几代贫农，工作组拿这位大老粗又怎么办呢？原来赵老二在说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的事，顷刻满屋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忆苦思甜会草草收场。
青年点分配上一开始我们自己搞“小共产主义”，大家挣工分年底队里分的钱都由青年点统一管理。粮食、衣服青年点统一买，出工多少，工分挣多少都一样，实行三年多便实行不下去了，小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流产了。青年点大部分成员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同命相怜，在漫长的插队岁月里，大家彼此关心，互相照顾，共同度过我们最好的青年时代和最艰苦的人生岁月。
北京知青自始至终得到村里乡亲们的照顾，青年点中午做饭没有菜了，随便哪个知青拿着两个脸盆到村里转一圈，没多久一盆大豆制成的黄酱，一盆白生生的鸡蛋就端回来了。有两个冬天我没有回北京，留在东北过年，乡亲们怕我孤单，一个月当中居然没有让我在青年点做过饭，这家请完那家请，在好心的东北乡亲们的炕头上，他们轮流用北大荒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小鸡炖磨菇，鸡蛋炒木耳，还有东北特有的炖菜，烫好的烧酒，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
我从1968年9月去插队，1977年7月返回北京。整整在北大荒度过了九个年头。插队的后几年，青年点有路子的人都走了，招生、招老师、招工又走了不少人，但我因为下乡时档案中被军代表塞进去许多关于父母莫须有的黑材料，只能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我23岁时开始在兴旺一队当生产队长，指挥着百十来口人，村里的人喜出望外，发现北京知青不仅能吃苦，还有当好干部的本事，他们哪知道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也锻炼出我们的组织才干。我们青年点梁大虎在四队当生产队长，当时加上在大队当副书记的肖庆平，我们青年点在同一时期出了三个“村干部”。现在梁大虎在北京一家运输公司当党委书记，肖庆平在国内读完博士以后定居在美国洛杉矶。他的夫人王明明也是我一起插队的同学，她在农村很能干，曾被选去开柴油机磨面打米，后来招工农兵大学生时上了大学。
我们的大队书记邱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十几岁参加革命，为人耿直，对知青像自己亲人一样爱护。他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启用我们，又怎么会有我们展示指挥才干的机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千万城市的中学生发送到偏远的山村，造成许多人间悲剧。
十年一觉插队梦，我记得离开兴旺返回北京的那天，队里用马车送我去阿荣旗，村里的老老少少依依不舍把我送到村口。我在北大荒度过了九年插队生涯，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呼伦贝尔盟，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