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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他们敢于大骂国民党 却只能向共产党低头认罪

费孝通           黄琪翔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各报曾报导∶本日,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上,费孝通作题为“向人民伏罪”的发言,黄琪翔作题为“请求人民的宽忍”的发言,储安平作“向人民投降”的发言,龙云作“思想检讨”。

  费孝通说∶“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的大罪?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抗拒党的教育,没有进行应有的改造,以致跌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参加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

  黄琪翔说∶“我作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罪恶活动,我的思想深处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而且还有不少封建残余,因此行动上就表现出敌我不分、投机取巧、对人民工作不负责以及温情对人直至甘心作俘虏等,这种思想的发展,结果就是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而毫不自觉。”


储安平


  储安平说∶“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

  龙云说∶“我的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又感染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尚未建立,对一切新事物,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从目前利益出发,没有长远打算;只从片面、局部来观察问题,没有认识整体;以感想为政策,传闻当事实,
以耳代目,因此数年来产生一连串的错误言论。”

  十五日,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亦在人大上作了检讨。章伯钧说∶“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的,反动的阶级本质是有一贯性的。”罗隆基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最近有些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章乃器说∶“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黄绍龙说∶“我的严重错误是由思想立场上发生的。”

曾是反国民党英雄的大右派章伯钧在共产党的批斗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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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十年代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弱点错失和教训

  在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进程中,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们亦如这个过渡期的中国社会一样,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甚至是裂变。他们当中有些人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却在知识文化上乃至修养上,都在为自己进行着艰难的更新;有的因属幼稚,而不能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和反复状况深所理解,至于灰心丧气;有的则由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本相未变,而与十九世纪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一拍即合,从而走上了俄式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即从辛亥之后到中共在大陆复辟专制成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革命与“革命”不分,进步与反动不明,科学与愚昧纠缠,民主与专制从理论到实践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和重大的分化。由于上述种种的原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从传统型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派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先驱,鲁迅、茅盾、郭沫若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代表,范文澜、翦伯赞等则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全盘否定传统,又全盘接受马列;全面批判祖国正在艰难推进的民主过渡,又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的专制俄国。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们不仅吸引了一批传统型的小知识分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从而造成了一股强大的“共产派思想文化潮流”,充当了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夺权造反以颠覆中华民国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绝传统、灭民主、求共产的急先锋,直接为中共于中国大陆复辟专制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虽然曾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以反对正在艰难中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在本质上与实际上,却是一些穿着共产主义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传统型小知识分子,与真正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绝然无缘。其历史的过失,已经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传统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识分子的过渡。五四时期对学生“采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五四时期曾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学的胡适之,以及后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储安平等,便是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在西方留过学的知识分子,既有对民主政治与现代科学的体验,又有学术上的专长。他们的特点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国能够走上与西方一样的民主与科学道路,因而才会不遗余力地与土生土长的共产派知识分子相抗衡;缺点,则是因目睹已经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会,因而又对中华民国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及这一过渡的速度、范围和程度,常常怀有不满。犹如今日某些台湾背景的美国华侨,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学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台湾的不能满足和不断指责一样。虽然出于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亟欲颠覆新国家和新制度的艰难时代,便极有可能因与敌人同唱了一支歌,从而为共产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诱变。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学求职的辛酸而终生怀有对西方民主社会的怨怼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拥护东方专制制度的道路。这在实际上与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错失乃事同一理。对于没有在西方生活过的人来说,尤其是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是诚难理解透彻的。闻一多由是而从反对现实的“不民主”走上了为中共所利用的不归之路;朱自清则以所谓“不食美国面粉”的叔夷伯齐之风,竟成了中共的战利品和宣传品。

  其三、辛亥之后的中国,一方面虽然处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中,一方面又因为恶邻苏俄的蓄意颠覆和日本帝国的公然侵略,因而,爱国主义的理念、情操和情绪,便承袭着我们民族最为源远流长的内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处于转变期的知识分子,力图超然在党派与政治观念之上,而以“爱国”相号召,相激励。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忠贞激烈的爱国人士,有些人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因此,当有人只因奄奄待毙,才以高喊“一致抗日”来谋其一党的生存时,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们,便立即与之一拍即合,甚至结伴为伍,直至为其奔走呼喊,制造社会对他们的错觉。所谓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反政府高潮,不仅为中共所一手策划,并在实际上为中共一党的“救亡图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为知识界的这些爱国者们不解国情,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颠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因“求仕进”的孽根未除,因而,他们才明为要民主,实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骂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骂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罗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们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们心里的民主,无非成了要由他们来“作主”的代名词。由是,他们才会对民主和专制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极容易为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敌人所拉拢、所利用、所操纵。罗隆基为做官而退出民社党,并不再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协会议上帮中共横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实,实在是这样一些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生生写照。至于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内战时期,战争形势利于中共时,就喊“延期召开国大”,战争形势不利于中共时,就喊“和谈”的所谓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实际上早已成为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共产党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于中国由专制向民主之艰难反复的过渡进程中,由于自身亦处在转变期和分化期,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对、谩骂给了他们种种骂政府、骂执政党和骂领袖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而当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上述种种自由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一去做人的尊严,甚至甘当专制统治的奴才和帮凶。因早已与毛泽东暗通款曲,并为了与中共演双簧、“要民主”而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
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或已成为共产派知识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产党;或因怀有过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非但怀共坐大,而且拥共作乱。但是,等到真正的专制和独裁已经复辟时,他们有的仅为全一己之身价而助纣为虐,直至成为一批无耻之徒,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口中的“老贼”,如费孝通、周谷城、史良这一伙至死都仍然要“梳妆作秀”,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们。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的重大原因,共产主义思潮的侵扰与欺骗,和处于转变期因思想混乱、时代混乱所造成的个人悲剧,但是,其作为一种弱点、错失和教训,是否也应该使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能够“悟已往之不谏”,而“知来者之可追”呢?

  (节选自《谁是新中国》一书上卷第七章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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