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侯任总理李克强到江西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访问时，问及在场的农民工们最大的困难，农民工们提到了户籍、房子、医疗、孩子上学等问题。其中一段李克强合农民工关于房价问题的对话颇为耐人寻味。一位农民工问道：“房价不会再涨了吧?”李克强回答：“建保障房有利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防治太高城镇化门槛，这样农民变市民才有希望。”
我不知道那位提问的农民工兄弟对李克强的答复是否满意，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李克强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回答那位农民工的问题。他既没有说房价不会涨，也没有说房价会涨，似乎有些“李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我无意苛求这位侯任总理，因为这位农民工提出的问题的确是一个令他无法明确答复的问题。
对于这位农民工的问题，近几个月以来，市场的答复显然比李克强的答复要直截了当。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房市在去年下半年出现了明显回暖的迹像，不少大中城市的房屋成交量和成交价格都有不小的上升。虽然上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国土部也不断重申要平抑土地市场价格的一场波动，但是这些似乎仍然阻止不了房地产市场转暖的势头。
中国最近一轮的房地产调控是从二零零九年底开始的。在民众的压力下，从二零一零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措施越来越强硬，除了一些诸如增加首付比例、提高银行贷款利息之内的常规经济举措之外，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措施也纷纷出台，其中包括对外地居民买房的限制，对购买非自住房的限制等等。在这些政策组合拳的作用下，房地产价格飙升的局面得到了抑制。
但是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遭受到各地政府的不满，因为对房地产价格的行政控制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而卖地收入则是地方的一项主要财政来源。房地产调控使得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更加困难。因此，不少地方采取了一些变通政策来与中央进行博弈，期待能够在大政策下争取活动的空间，借以缓解地方的财政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的调控措施中，真正见效的并非是经济手段，而是那些行政措施。而行政措施的效果则相对容易为地方政府采取的变通方案化解，甚至完全抵消。在风声比较大的时候，地方政府可能会有些收敛，但是一旦有些风吹草动，地方政府总会跃跃欲试，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与中央政府博弈一番。随著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在这场博弈中似乎越来越占上风。
在新老政府交接之际，中央政府在如何进行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一事上，似乎显得越来越有些举棋不定。他们当然知道房价过高容易遭至政治上的麻烦。与此同时，新一届政府也急切地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渡下滑，不希望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而无法履行维持社会“稳定”的责任，也十分担心由于房地产萧条可能导致的银行坏帐陡增。这些都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房地产市场“痛下杀手”。
除此之外，现行的那些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大都是应急之作，并没有长远考虑，在操作上的难度也不小，而且与中央政府所追求的改革方向不符。近几个月来各地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回暖局面正是在新老政府交接中这种举棋不定的状况下形成的。而这种举棋不定，也正是李克强在九江对农民工的问题答非所问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