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后在全国的通缉下，潜伏在南京的王丹因为耐不住躲避的辛苦又顺利搭火车回到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竟然在解放军大院里住了下来。在军队大院，公安无法进入搜捕，然而原以为躲进当局心脏的他第二天就被捕了。本文摘自《自由时报》，作者王丹，原题为《我戒烟的故事》。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
我说我不抽烟，很多人听了会一愣，因为都知道张雨生作曲、张惠妹唱红的那首《没有烟抽的日子》是我写的词——既然不抽烟，为什么还为“没有烟抽的日子”写一首诗呢?
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其实是抽烟的，虽然不凶，一星期也要两三包。后来戒掉了，原因多少有些迷信的成分：八九学运爆发以后，我一头卷入运动的大潮，没日没夜地开会、奔波。然后又是在广场上绝食、静坐。自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后，我记忆中好像就没再抽过烟——因为顾不上。无意识的戒烟状况一直延续到六月三日，中共出动正规军，以小型常规战争的规模对学生大开杀戒，我和其他一些朋友被迫转入地下，流亡到中国南方。
记得大约是六月十三日，我与同行的朋友分手，只身踏上逃亡之路。当时我人在安徽的芜湖，决定独自搭船顺长江到南京去找朋友。船开以后驶入辽阔的江面，水天一色，天空晦暗，我的心情也为之黯然。突然想到抽烟，遂起身买了一包“摩尔”。这是两个月来抽的第一根烟。谁知刚刚点燃火柴，就听到船上的广播里播放中共公安部向全国发出的缉捕二十一名“学生头头”的通缉令，而且第一个就是区区在下!当时我居然还有心情想到：“咦，两个月没抽烟，刚一想抽就这么倒霉，千万不能抽了!”于是把新买的一包烟攥成一团，掷入了滚滚长江之中。
说来也怪，自此以后，在全国通缉之下，我却一路顺利：在南京找到朋友并潜伏下来，后来耐不住躲避的辛苦又顺利搭火车回到北京，在北京也找到可靠的朋友，而且居然躲进了解放军大院住了下来。从六月十三日到七月二日，我再也不敢抽烟，也始终平安无事。
七月一日晚上在朋友家安顿好以后，他知道我有抽烟的历史，于是掏出一包烟让我。我把前此如何一抽烟就倒霉的事讲给他听，他的反应是：“嘿!到了我这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这里可是部队大院，公安局的人想进来都不敢。”我想了一想，觉得也有道理，因为我已经躲入了当局的心脏，相应的，安全系数应当不低。在劝说之下，我抽了自八九学运爆发之后的第二根烟。读者也许可以猜到结局，第二天，七月一日，我就被当局抓到了!
即使如此，我也还没有变得很迷信，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一月我出庭受审的时候，刚巧碰到押解我的公安人员之中，有一位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他为了我专门换了岗，来陪我度过等待宣判的时间。中国的习惯是敬烟，他也不例外，可是我的心里不禁一惊。但是想一想，命运真是太会捉弄人了，原来的同班同学，现在一个是囚犯，一个是看押者，感慨之余，忍不住抽了根烟——自八九学运以来第三根烟。说老实话，当时一直有传言说当局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压力，会当庭释放我，而我也多少存有一丝幻想。抽过烟之后出庭：当庭宣判四年徒刑，是北京受审学生中最重的!
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我只抽了三次烟：第一次随后被通缉;第二次随后被捕;第三次随后被判刑。我发誓，第一，我仍然是无神论者;第二，我再也不抽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