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图源：人民网）
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所谓希望，是说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后，中共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所谓思考，是说当中国宣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特别是揭露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在创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时所犯的种种错误。苏共中央的创举令很多共产党人深思：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苏共提出的问题更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选择，是说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风浪刚刚停息，1957年夏季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又把整个中国社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共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其结果，“百花齐放”变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知识分子消极了，民主党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热心报国的人群失望了，全国上下万马齐喑。为了巩固政权，中共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行动纲领，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本书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境界的一个大体设想，后来经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有共产党人便以此为奋斗目标。因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落的思考，以及同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讨论，充分表明他对政权得而复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高级干部内心考虑问题的思路，根本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惯性。中共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这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革命的方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借助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武力镇压和群众运动的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国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分变了——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正在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连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中共的现时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然而，这种认识似乎还是下意识的和模糊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其国内根源则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中，最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后者。在中国，经过镇反、肃反和一系列“改造”运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还有一些残余力量，也不会翻起大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一些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反动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原有的剥削阶级正在被改造为新人，广大知识分子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就不会再有人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在中共的干部中，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对这一切，仅靠党内思想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亲自在党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当时，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地说出了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评的矛头竟然指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方式提出质疑。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想要翻天的还大有人在。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而这个决定又恰恰迎合了党内基层干部对整风运动中诸多言论和做法的不满情绪。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中国大地。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最后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中共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反右派”斗争很快取得了完全胜利。此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并且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不过，这次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借助“反右派”的东风，继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至于阶级斗争，到“大跃进”失败之后便转入了党内，后来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及中苏关系的估计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和内在的联系。
中国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对于苏联来说，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斯大林考虑的是利用中国作屏障，解除来自东方的美国威胁。而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来说，巩固政权，组织社会，发展经济，这一切都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况且，就长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在主观意识中，中共除了向苏联“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外，没有别的选择。
毛泽东做出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还有一个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俄为师”。中共长期在农村和山沟里坚持武装斗争，没有管理城市和国家的经验，更不知道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以，只能学习苏联。1952年底，国内外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便主张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不过，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立即走上苏联的道路。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差得很远。你那里刚刚把土地分给农民，怎么实行全盘集体化？你连起码的工业基础都没有，怎么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一再告诫毛泽东，不要急于学习苏联的榜样，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