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布拉赫及其对极权主义思想及历史的研究
1.布拉赫简历
德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1922年3月13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笔者到德国不久，稍谙德语后，在旧书店看到他的书就立即被他的思想吸引，从此不断收集阅读他的著述，可谓私淑他26年。本来笔者是想以这篇文字作为向他95岁的祝寿文字，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就在笔者整理资料、撰写这篇文章时，布拉赫先生2016年9月19日在波恩去世。笔者确信，没有布拉赫思想的中文知识界、思想界不仅不可想像，且会因此重大缺位而致思想学术意义的后果严重。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和著述，此后一定会在中文界传播、影响。
1.1布拉赫出生在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新教家庭。他的曾祖父佩拉尔古斯(Wilhelm Pelargus)，是19世纪斯图加特着名的青铜艺术世家佩拉尔古斯(Pelargus)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特奥多尔(Theodor Bracher,1876-1955)，最早做过中学老师，后来成为威腾堡文化部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左翼自由党(DDP)的党员。布拉赫在斯图加特的艾伯尔哈德-路德维希中学(Eberhard-Ludwigs-Gymnasium)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新教的开拓性组织，参与和接受人道主义的教育。1940年高中毕业他参加了国家劳务服务，1942年又到国防军北非军团中服务。1943年5月，他在突尼斯附近作为士兵成为美国军队的战俘，在美国的堪萨斯的战俘营中生活到1946年2月。在战俘营中，他一直向同样是战俘的历史学家万德胡兹卡(Adam Wandruszka)学习。1946年被释放后他回到德国到图宾根艾伯尔哈德-卡尔大学学习古代和现代历史，并且同时跟随施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学习哲学和魏恩莱希(Otto Weinreich)学习语言学，以及文学。1948年，他在福格特(Joseph Vogt)指导下完成了《关于早期罗马凯撒时代的思想中的衰退和进步》的博士论文，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在准备做升等为教授的论文的时候，他从1949年至50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访问学者。在哈佛，他进一步进行了交叉学科的学习，并且结识了一些着名的学者，如施莱辛格尔(Athur M. Schlesinger)等。
回到德国后，从1950年到1955年，他作为奥托•施塔默尔(Otto Stammer)的助手及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副主任继续他的学术工作，此外他还是在柏林的德国高等学校的政治学讲师。在这一期间，他成为战时移居美国、战后返回到德国的着名政治学者的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紧密的合作者，并且开始了他的关于民主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1951年他开始在汉斯•赫兹菲尔德(Hans Herzfeld)和弗兰克尔教授那裡做升等教授的论文，为此，他由古代史转向当代史研究，对于30年代初通向希特勒纳粹专制时期的德国历史的研究，即魏玛共和国的消亡问题。
1955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了这篇升等论文，题目是《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民主政权衰亡问题研究》。这是一篇对于民主制度中权力如何会消亡的分析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所运用的清晰的分析及扎实的经验研究特点，形成了他、甚至可以说以他为代表的德国新一代历史学者、政治学者的特点。到今天为止，布拉赫的这个研究依然是研究当代史中的大师性的着述。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100本学术着述之一，是战后德国政治学学科中的第一本，也是首屈一指的着述。
从1955年到58年他在柏林作为政治学编外讲师，58年提前被升为编外教授。1959年，他正式得到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政治学和当代史的教席教授位置。
在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作为教授，他一直到工作到1987年退休。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极权主义和民主理论。在这将近30年期间，他和当时的他的助教克吕特尔(Hans-Helmuth Knuetter)，后来成为教授的雅克布森(Hans-Adolf Jacobsen)，以及其他人一起建立了政治学研究班。在他指导下，大约有130人在他那裡完成博士以及教授升等论文，200多人完成硕士学位。为此这个群体被很多人称为波恩学派。从1970年开始，他和雅克布森一起创办了波恩出版的政治学和历史的系列丛刊，成为学术杂志《期刊》(Periodika)的发行人。
在波恩大学期间，由于他的工作和影响早已经是国际性的，他受到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和聘请，例如来自吉森、汉堡、哈佛和佛罗伦萨大学的邀请，但是他拒绝了这些邀请，始终如一地保持了对波恩大学的忠诚，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此，很多大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如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华盛顿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加拿大、特拉维夫、日本、巴黎和瑞典的大学。
在大学工作之外，从1962年到1968年，他是议会和政党史委员会主席，1965年到1967年是德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他是德国政治学季刊的创办人，并且在1960年到1969年期间亲自担任发行人。1980年到1989年期间，他是在慕尼克的当代历史研究所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83年他参与建立德国政治学协会，从1992年起他成为德国政治学季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同时他也作为发行人和其他学者参与了很多德国学术期刊的工作，如《德意志环视》(Deutsche Rundschau)、《新政治学文献》(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当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等。
1981年到1987年他是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委员，并且是很多研究机构的谘询人，如德累斯顿大学关于极权主义研究的阿伦特研究所的建立。由于他的学术工作，他获得了很多德国的奖项，如联邦十字勳章、德意志“功勳勳章”(Pour le Mérite)，并且是很多国际着名大学的客座教授。
使得布拉赫在德国当代思想史和国际学界享有盛誉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他对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代及20世纪欧洲历史的研究，其二是他围绕极权主义问题对当代政治学思想的研究。他在这几方面的着述都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必读的书籍，如《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德国的独裁》、《欧洲危机》、《意识形态时代》、《极权主义的经验》、《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德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经验的历史》等。
如50年代大多数这一学科的学者一样，他认为，政治学是民主及这种生活方式的学科。它涉及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国家制度结构形式，而且涉及到民众内在的能力和意志对国家事务的根本性的、自我意识的影响。与此同时，布拉赫也认为，这一新的学科是相邻的学科——哲学、历史、法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事实上他的贡献和成就也都是如此，他把结构分析、历史事实和观念政治理论的构成结合到了一起。为此，当代历史和政治学的结合也成为他所建立的波恩研究所的特点。
对于布拉赫的成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同行者们》(Weggefährten. 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von Helmut Schmidt,1996)一书中，谈到布拉赫获得德意志“功勳勳章”时说，仅就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本书来说，即便他后来什么也没有写，他的这本书也足以让他获得后来的所有的荣誉。
1.2布拉赫的工作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德国社会，在对抗纳粹及伴随这个历史的德国政治学，以及文化思想传统的持续影响中都佔据了重要的地位。
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学的这个教席后，从不隐瞒他获得这个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为在纳粹时代，这类教席及所传授的政治学完全投降了纳粹，使得在这一领域中充满偏见，因此他认为，一种新的政治及政治学的教育是必要的。
在2009年夸德贝克女士经过几年的研究和採访调查，出版了那本400多页的专著《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学的起源》时，不仅这本书，而且几乎所有的书评，以及很多介绍布拉赫及其工作的著述中都一致地把布拉赫称为“对抗那个时代统治社会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对于德国社会的政治影响，从来恪守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本分。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后来他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政党，其后他也没有被贴上左翼自由主义，或者红色的符号。
由于波恩是当时西德的首都，所以可以说是各种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他在波恩经常有会见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对媒体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看法的机会。但是布拉赫的政治倾向和见解确实是超越党派的。
对此，不仅前文提到的鲁道夫教授强调了这点，而且，夸德贝克也说，实际上布拉赫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也很少作为活动家出现，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学者。为此，人们认为波恩的政治学讨论班是德国首都的一个政治问题的清理地。而对此可以肯定地说，布拉赫从来没有惧怕过参与任何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
在战后在德国引起最大动盪的六八学运时，他站在了学生一边，因为他认为学生的抗议是对于一个集权国家(Obrigkeitsstaat)，或者说是对以国家至上的社会及思想的反叛。在当时，他曾经批评阿登纳政府是专制性的总理民主制，强烈地批评当时政府对于革命的学生实行紧急状态法。他认为这开启了通向专制、官僚和军事干涉之路。学运中发生学生欧讷斯索尔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射杀事件时，布拉赫认为，涉及的是批评及反对的权利，因此，他把为政府暴力辩护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和30年代的胡根贝格出版社相提并论（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在20年代末期担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主席，他是当时德国最大的新闻集团的所有人，并且在希特勒的政府中短暂担任过经济和粮食部长。由于他及其他一些党派的合作，才导致魏玛共和国的最后解体及希特勒上台）。在这裡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柏林牆倒塌后对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桉揭露，当时射杀学生的那位警察是潜伏的东德特务。直到柏林牆倒塌前，几十年来共产党东德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各种方法包括试图利用六八学运来破坏颠覆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气氛。
但是，当其后当极左派开始提倡暴力，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学生运动中广泛传播的时候，布拉赫就果断地作出转变，坚决明确给予拒绝。他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把法西斯主义概念更为广泛化、普遍化，而轻描澹写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就如以前纳粹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对于使用法西斯主义来排除极权主义理论，布拉赫提出了警告。他说，儘管一些说法有了一些改变，或者说修正，但是这依然是用那种旧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及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改善来诱惑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努力，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国和欧洲形成了一个群体——对抗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专制，以及“缓和”以来在西方蔓延的绥靖主义思潮。与此同时，在对抗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想中，他的研究工作也使他获得了所应该获得的巨大的学术声名。
1.3就在笔者写作这篇介绍文字的时候，即第一篇、第一次把布拉赫介绍到中文界的时候，传来布拉赫去世的消息。为此，笔者深感，如同布拉赫在他学术生涯早期的1965年写的文章《泰奥德尔•豪埃斯和德国民主的重建》(Theodor Heuss und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结尾中谈到豪埃斯时所说的那样，“他的遗产就是活生生的民主，不仅是制度，而且也作为生活方式。”
慕尼黑大学穆勒教授在庆祝布拉赫80寿辰的文章中说，“当民主制受到极权主义运动的威胁和危害的时候，在和极权主义的对抗中，布拉赫从来没有感到过疲倦。这尤其是在社会和民众对于这种警告还非常陌生的时候，他也同样坚持不懈、丝毫不打折扣地指出民主和独裁专制的根本的、不可消除的对立。对于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说法，所谓西方只是形式的民主，所谓德国要寻求第三条道路，寻找一个直接民主的替代可能，以及进行议会院之外的反对、抗争的说法，他都明确地毫不含煳地给予了拒绝，并且从学术和政治上作出了分析说明。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历过纳粹时代，亲眼看到眼前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亲身经历了战后西德民主制的重建，以及当时西德领导人阿登纳坚定地在东西对立中选择西方，和坚持法治社会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他的这些努力使得他成为这代人中的最卓越的代表。”
对此，穆勒教授特别提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国，对于一些被当做所谓“进步”、而被推崇的有学问的人，布拉赫毫不退缩地、直接地对抗了他们。现在，他对抗的这些思想，已经被证明都是非常保守的思想。
在60年代到70年代，在德国和欧洲，一种东拉西扯的谈论历史及思想的方式兴起并且流行，对此，布拉赫同样是毫不含煳地给予了直接的反驳和分析。现在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思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时代精神的变化，而这也就再次让人们进一步看到，布拉赫所从事的工作，对抗并改变了时代精神，就在这个过程中，布拉赫为德国当代社会民主原则及基础的奠定作出了无可替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布拉赫教授一生的工作，无论是在2002年庆祝他80岁的寿辰，在2012年庆祝90寿辰，还是2016年他辞世后对他的悼念文章中，人们都众口一词地称他为对抗流行的社会思想及所谓时代精神的人。布拉赫的一生确实经历了酸甜苦辣，在2007年为他举行的告别《当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杂志的讨论会结束的时候，他非常动情地感谢了50年代他最早进入的历史研究所，他说道，因为进了这个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开始。今天这个历史研究所已经很强大，因此他们不再被迫下跪了。对于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启蒙及釐清，他们一直固守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问题。对于历史所的同仁，退休的布拉赫教授在结束时说，要继续坚持做历史的开拓者。
对于曾经孤独地奋斗的布拉赫来说，让他十分满意的是，1989年苏东共产党集团崩溃后，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运动和独裁专制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为人们日常的思考问题。当年那些批评和反对极权主义概念的人，不仅是试图减少这个概念对于共产党统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伤害，而且甚至扩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在1989年后，布拉赫倡导的这个概念在他的晚年获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为此对于这一点，笔者前面曾经谈到，穆勒教授说，“很多历史学者他们虽然没有能到布拉赫那儿学习，但是通过对他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的接受，成为他更广泛意义上的学生。”
对于穆勒教授的看法，笔者深有体会，笔者40岁开始学习德语，1990年第一次在旧书店看到布拉赫教授在8年前出版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书，一下子被他的思想和论述所吸引。那时距离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的出版已经35年。其后笔者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对笔者来说，由于社会、历史和环境的艰难，一路蹒跚走来而终于能够立稳脚跟，可以说从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中受益无穷。为此，如果说笔者的工作中已经渗透着布拉赫教授的思想，那将是对笔者的最高肯定。
对此，笔者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对于一位即便是你听了他的课的教授，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他的方法及他提出的问题，那你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他的学生。因此无论是布拉赫教授的探索，还是他的人生经历，笔者货真价实地是他的不曾谋面的学生。
2.与政治学密切相连的历史研究
关于德国是如何走向希特勒纳粹专制的研究和着述，自从二次大战以来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布拉赫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出版60年来依然是最重要的着述。这不仅因为它直接描述分析的是民主制消亡，希特勒攫取政权这一段历史时期，而且还因为所使用的方法，涉及到德国根本的文化传统问题。
布拉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马史，但是在博士后，作为升等的这个研究却转向了当代史，而这个转向不仅是充分运用了他在古代史研究中打下的根基，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显示了他后来，也就是他一生的研究思想和学术基础。在对于这个研究着述的评价中，后来的德国学者明确地指出，布拉赫在美国美军俘虏营中的3年生活、以及博士后于1951年在哈佛大学的1年多的研究，决定性地让他直接进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学术传统，为德国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引入了新的方法。
2.1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和失败，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总结反思20世纪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希特勒纳粹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并且攫取权力的，这一时期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布拉赫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研究成书于1951年到1954年，出版于1955年1月。那时距离希特勒攫取权力已经22年，第三帝国崩溃、二次大战结束10年。那时生于1922年的布拉赫33岁。他并没有直接地、有意识地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因此这是一本基于对当时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完成的着述。
布拉赫出版于60年前的这本书被学界公认，至今在研究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的领域裡的所有文献中是必须阅读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或者说在这个研究中，布拉赫使用了政治学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抗了当时在德国佔统治地位的那种纯粹的有选择性地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由此布拉赫为当时德国历史学引入了一种新的运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布拉赫的思路给人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清楚地解析了魏玛共和国消亡的原因。
在这本书中，布拉赫和一直到50年代还在德国学界流行的国家至上的思想不同，他把民主制、议会制和多党制置于最高原则和地位。在这本书中他揭示，在1930年前，在最后一个议会主导形成的政府赫尔曼•米勒内阁失败后，德国不再是今天意义上的多党制政党国家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就已经开始走向消亡。因为在那之后，德国的政党已经不再是和民众意愿、社会利益相联繫的政党，而成为利益集团。因为它们已经置身于宪法外，不再受宪法约束。
布拉赫认为，第一个由总统行使主导权力的超越政党来解决危机的政府，即1930年成立的布吕宁内阁及其运行显示的是对于民主和议会的藐视。议会在当时已经只被作为一个清谈俱乐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总统手中，兴登堡已经被说成是凯撒的替身。对于这种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个人专制倾向，布拉赫认为，这是一种从一诞生就带有的二元性存在的先天缺陷。他把它看作是导致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1978年版的前言中，他说，“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的责任不是没有进行完全的革命，而更多的是因为对于彻底地确立议会制度制，明确地施行多党制政党国家的犹豫不决。在战争结果的沉重负担和左右极端派对立的形势下，它成为魏玛共和国在诞生中就具有的二元性中的缺陷，不是革命和议会问题，而是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一种矛盾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导致了其后的严重后果。在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中，议会的代表性和全民公投决定之间的联繫并没有明确地给予保证，而由此导致了总统制的想法。由于通向权力和组成政府存在着两条路，议会民主的效力，迫使各派妥协的机制就被大大削弱。为此，各政党的责任不断消失，而总统的权力空间却在不断地扩大。”
布拉赫在他的研究中揭示，用摆脱议会决定来寻求走出危机的办法的结果使得在1930年以后完全不再寻求党派的合作来作为一个可能替代的方法。经济危机的恶劣条件所必然面对困难重重使得他们逃脱责任，而这就更进一步给总统制製造了便利。
这就是布拉赫的核心思想，多党制议会民主自1930年起就已经不再存在，因此，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不是多党制失败的结果，而是宪法上的二元论和反议会制的总统制急剧发展排斥了多党制、议会制所导致的。这种倾向实际上从1929年反对在议会制基础上大联合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之后形形色色的人就更为迅速地聚拢到兴登堡身边。而这一切在思想史上的原因就是，德国传统的国家权力至上(obrigkeitsstaat)的思想与和它并行的滥漫(romantic)性的观念扩张，以及在1813年德国战胜拿破崙后，法国革命中的思想的不断贬值。这是一种反民主的思想传统和气氛，它在20年代末期后，越来越浓烈地充斥在德国的知识精英中，官僚机构中及军队中。
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romantic一词在中文中的使用。这个概念从它进入中文界被翻译成浪漫一词后就一直被严重地误用、误解。实际上在中文裡的“浪漫”，根本不是西文中的romantic。在二元论思想中，和realistic对立的romantic，更多地强调的是观念、精神，而不是不拘一格的丰富热情和感情。所以我以为或许翻译成滥漫主义，甚至滥蛮主义更好一些。因为德国的滥漫主义，Romantik涉及的是一些阴鬱、僵硬、一丝不苟的观念论者。而正是这种滥蛮主义使得他们能够不动声色地、严密、成批地杀死几百万犹太人。而这种残酷，与中文中的浪漫毫无关係。
布拉赫认为，在总统主导下成立的对抗议会的布吕宁内阁是由民主的议会制走向专制的最关键的转折点，其后布吕宁的继承者帕班公开解释了它的纲领的性质。1930年的布吕宁寻找的不是在民主制度中如何解决危机，而是如何能够摆脱民主制度——议会制，重新返回君主制。
2.2这本研究着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对权力结构的分析，另外一部分是魏玛共和国逐步消亡的程度性、等级性的分析。它的展开非常详实具体。首先他对理解1930年发生的事情的前提，那些参与到这些事件中的个人对当时社会具体情况的依赖程度，或者受到的导向，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结构分析。他探究了所有那些涉及到权力斗争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所存在的问题和对立程度，用一个清楚的概念系统解析了各种现实情况。在这裡布拉赫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观察力及应有的客观性、诚实性揭示了支持和反对共和国的各种力量。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展开了魏玛共和国的消亡过程，他从1930年3月米勒大联合政府内阁解体，由一个总统任命的内阁——布吕宁内阁接替开始，到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上台。
在最后一章的结尾，布拉赫说，“历史性的决定在于瞬间及当时的条件，并没有简单的必然性。它们被一些具体的情况所引发，一个失算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事件。”不仅是1月30日兴登堡在宪法问题上失足选择任命了一个宪法的敌人，而且还由于一系列的退让所造成的。布拉赫没有隐瞒这些失败，并且同样认为各方面都有责任。对于究竟是谁造成魏玛共和国的消亡、无能并且走向灭亡，布拉赫依然持谨慎的开放讨论的态度。
布拉赫用一种非常克制的谨慎，没有任何惊人之语地描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但是并不是别无他选、一定导致到这个结果。他探究了那些错综複杂的事件和原因，不仅解析了那些单独事件而且又把它们再次清楚地联繫在一起。因此，它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历史迷宫中所存在的线索。为什么德国民众如此地倒向希特勒？至今为止，布拉赫的这本着述依然是最全面的回答。
2.3关于这本在逾60年前出版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现在德国学界、知识界几乎一致地认为，布拉赫的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战后德国学界，德国社会最初的走出历史羁绊、历史废墟的第一步工作中，最为着名和重要的一项研究。而这也就必然导致老一代历史学家对它激烈的、灭顶性的批评。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多次引述的，30年后的德国思想界称布拉赫是思想界、学界的开拓前锋，是德国历史学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原因。
由于他的《魏玛共和国的消亡》一书直接触及到一个社会在民主制的建立和转化变化中，在这个社会中的关于权力的认识及思想的争论、对于社会及制度结构的攻防角力，以及对于得失进退进行了直接的历史描述及分析，而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都还活着，他们之中很多人和这个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脱不开的关係，为此，这本书在1955年出版后立即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如前所述，布拉赫这本书直接涉及到的对立是，继续使用在德国沿袭的那种国家权力至上所带来的种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还是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来开启一种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学，即继续坚持旧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还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学。而这就是老一代历史学家孔策(Werner Conze)在1957年发起的攻击他的核心基础问题。
2007年，科隆大学的历史教授寇尔伯(Eberhard Kolb)在谈到布拉赫魏玛一书时回忆说：1987年，布拉赫在一个专门讨论此书的会上曾经说过，50年代中期他的这本书出版后曾经被认为是极为奇怪的、非历史的，根本就是美国式的。当时布拉赫虽然谨慎地没有提孔策的名字。但是谁都知道，是孔策在1957年的《历史学期刊》公开发起对于布拉赫的批评。他指责布拉赫的研究的方法是令人怀疑的，认为他的政治学概念的构成由于没有摆脱偏见，因此影响到他对于一些具体事件的描述。
孔策的观点和布拉赫恰好相反，他认为，魏玛最后一位总理布吕宁之所以失败而使得德国走向希特勒极权主义专制是因为国家变成了“政党国家”的缘故。在孔策看来，在他对国家的理解上，议会制带来的政党政治、政党政府带有极强烈的负面性质。
但是在布拉赫看来，布吕宁推行的紧急状态法下、抛开议会的专制政治，是倒退回官僚的独裁专制国家，是国家权力高于一切，而这就为纳粹攫取权力铺平了道路，成为纳粹攫取权力的前奏。
布拉赫的这个观点造成了他和当时历史学界佔主流地位的孔策观点争锋相对的对立。孔策针对布拉赫的研究着述在历史学的刊物上发动了直接的批评和讨伐。
2.4对于孔策为什么把“方法批评”当作工具，指责布拉赫颠倒了事实，200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历史教授寇尔伯指出还有争论内容之外的原因——争论发生的背景。对此，他特别提到，在1955年布拉赫的魏玛一书发表以前，1953年，孔策帮助策划了拉索夫手册(Deutsche Geschichte imÜberblick. Ein Handbuch.von Peter Rassow)的德国历史部分，1954年他在《历史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1929至1930年德国政党国家的危机》的文章，在该文中他积极评价了布吕宁的总统制政府，他的观点完全和后来的布拉赫的观点相对立。而更为严重的是，孔策这篇文章和一个大的关于魏玛研究计划有关係，他希望用这篇文章来主导对于德国这段历史的解释，但是现在横空出现了布拉赫的这部充满魔力的着述。寇尔伯教授认为，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解释完全和孔策的描述出的图景相反。孔策的想法是，国家高于政党，民主制中的政党国家对他来说完全是负面的，几乎是一句咒駡。为此，孔策认为1930年大联合政府的中断是政党国家的彻底失败，布吕宁的努力是走出这个失败，是国家至上，国家高于政党，所以他给予充分的认可。
在那次讨论会上，寇尔伯教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孔策的看法，他认为，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权力结构细緻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研究试图非常具体、明确地确定有责任的个人和社团。这个研究既没有忽视那些老一代的精英的归属，也没有把纳粹攫取权力只是作为那些可能把握权力的党派操纵的形势发展中，由于错误处置和放纵导致的最后一步后果。这中间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大联盟政府失败前积极推行的的总统制。这使得在1930年试图在议会基础上重新组成一个政府的努力不再可能实现。
对于孔策对布拉赫的攻击，德国另外一位历史学教授基特尔教授(Manfred Kittel)曾经作过具体的评述。孔策在方法论上对于布拉赫的批评，认为对于他那一代历史学家来说，布拉赫的方法很少有人理解。他在1957年为《历史学期刊》写的评论中甚至走的更远，他认为，布拉赫非常强烈地关注权力分配问题，为此他探究了权力构成及统治方式和互相依赖关係的改变。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就使得他事先就为这段历史确定了的框架，从而让他的研究带有了偏见，很难看到历史关係的多重性。对此，基特尔指出，这样的没有论证的指责也存在于当时贝松(Waldemar Besson)对布拉赫的批评上。贝松认为，布拉赫毁灭了所有那些在结构的动力中存在的历史人物的努力。但是基特尔认为，恰好相反，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解体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考方向，它让我们今天对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各种在政治上的替代可能的反思更为实际。
这一点在文化批评方面更为显着，至今人们在这个领域中所进行的各种探索几乎都仍然是在布拉赫60年前的讨论思想和范畴中，从共和民主的失败、议会功能的缺失到宪法缺陷，及政党问题上的盲点等。布拉赫试图用这些新的方法超越过去那些带有目的论的历史观所造成的盲目。为此对于那些带有观念性的滥漫倾向的有关魏玛共和国的粗疏描述，布拉赫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陌生。但是布拉赫正是通过这样的探究、澄清让那种日尔曼“民族国家”的僵硬、封闭思想逐渐软化、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