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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仲维光:共产极权主义100年历经八个时期做大

—布拉赫及其对极权主义思想及历史的研究(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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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认为极权主义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变化、传播,以及复兴、繁荣中有很多大的变化转折点。对此他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时期。这八个时期,又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它们分别是转折时期,极权主义制度形成及发展扩张的时期,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

三.布拉赫对于百年极权主义世纪的研究

布拉赫对于20世纪、即最近一百年历史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对于德国30年代——纳粹攫取政权的历史,及对于极权主义和冷战时期的历史和思想研究的基础上的。他的看法当然也包含他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在社会现实中的生活经历。为此,他认为,20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

布拉赫对20世纪的这个看法——极权主义的世纪,起于80年代,而1989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直接证实了他在这个看法中提出的很多观点,这使得这个看法在思想界、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接受。

如前节所述,布拉赫对于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纳粹崛起的研究,是基于他对于民主制及对极权主义思想的认识。而在对于民主制和对极权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研究中,布拉赫探究了意识形态以及极权主义问题在19世纪时的产生和发展,曾经导致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德国的传统思想根源在什么地方,冷战时期西方流行的各类威胁到西方民主社会的各类观念思想及社会运动根源又在什么地方,而这就使得他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说极权主义贯穿了这一百年。

70年代末期,他首先针对60年代以来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结束的各类提法提出,2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并且在1982年推出专着《意识形态的世纪》,具体分析了19世纪以来观念主义造成的诱惑,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灾难——极权主义。正是在这个思想分析的基础上,8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提出和意识形态问题,即观念主义问题紧密联繫的,不仅作为思想,而且是作为现实的极权主义问题:20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即1917年后的百年,是“意识形态的时代”、“极权主义的世纪”。

80年代初期,布拉赫提出这些看法的时候,正是整个极权主义论受到60年代后的左派思想,70年代初期“缓和”政治的围剿性的攻击和排斥后,看来整个极权主义论已经全面退出的时候。但是就在他提出这个看法后不久,1989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然而,这个历史性的胜利虽然证实了他的很多看法,使得它在思想界、学界立即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他的这个看法正起步深入广泛地发展的时候,美国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借1989年的历史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其后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又提出“文化冲突论”。这样两种思潮的廉价效应使得这二者一下子成为社会及思想界的主流。它所製造的迷雾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深入关注,而且让始于19世纪的那些意识形态问题,世俗化教派,即族群问题,党派团体问题、地域问题、一元文化问题,甚至已经处于式微的、原来的共产党问题重现生机,继续发展蔓延。也因此造成了对中共的绥靖,和现在的所谓伊斯兰问题。为此,在进行这一节介绍的时候,笔者首先要强调的是,布拉赫和福山、和杭亭顿们对于历史、对于20世纪看法的是根本不同的,而这个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布拉赫是从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想历史,19世纪以来的历史,即它的思想和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来进行解析的。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认为极权主义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变化、传播,以及复兴、繁荣中有很多大的变化转折点。对此他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时期。这八个时期,又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它们分别是转折时期,极权主义制度形成及发展扩张的时期,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

在转述布拉赫教授的对20世纪的分期时,笔者基本上完全接受布拉赫教授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但是笔者与布拉赫教授不同的是,在他的思路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在欧洲文化、基督教文化思想中自身存在的悖谬问题。为此,在本节中笔者对于布拉赫教授的每一个思想及结论都做了一点推进,即笔者不仅是从西方社会内部发展提出问题,而且也从外部、从基督教社会政教分离的历史中,对19世纪后的后基督教社会提出问题,认为20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但是更准确地说,是“后基督教社会”世纪。为此,笔者认为:

1)“意识形态的时代”问题:不仅这个术语,ideology,而且ideology——观念主义都是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在欧洲产生的新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和这个术语只能在欧洲产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所独有的。因为意识形态填补的是政教分离后,后基督教社会中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去了的神学的空缺。它实际上是世俗化的“宗教神学”,即“观念神学”。

2)极权主义问题,笔者认为这也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基督教社会曾经存在过几百年的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的世俗化再现,也就是政教分离后,基督教社会在世俗状态下,过去基督教框架的世俗化现象——“观念论”和“制度及社会”的合一;一个一元化的、世俗教派的社会。为此,笔者就再次重複了弗里德里希等学者的观点,强调了基督教文化及社会的存在不仅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必要基础,而且也是必要条件。

3)由此,在上述看法的基础上,时下人们所说的所谓“后极权主义问题”是否意味着20世纪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正在成为过去,就水落石出了。因为20世纪是“后基督教社会”,基督教世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为此,只要现代国家和现代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不能够彻底从过去的基督教框架扬弃、拓宽出去,这个世界就一天不会安宁,就会灾难重启。即现在我们所进入的所谓“现代化”、“西化”,实际进入的是后基督教社会所天生存在着的悖谬瓶颈,人们在总结20世纪尤其是1917年以后的历史的时候,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其次,在转述的同时,笔者也提出并且针砭了一些对中国学界来说值得并且必须要进行的对比、思索的现象及问题。

3.1转折时期

①第一个时期:形成时期

布拉赫认为,1900年前后思想和形式形成时期,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他

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这段时期是极权主义思想及理论、世界观,政治上的救世学说发酵、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创造了几乎所有的运动民众,朝向一个绝对的设定的目标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心理等的条件,为此,极权主义思想及其理论对于市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诱惑力。这就造成了其后“意识形态的时代”的一个大规模的剧烈的爆发,并且深陷其中难于自拔。

布拉赫认为,19世纪是一个对于社会进步乐观的世纪。儘管19世纪也有战争,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战争,国家间的战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摧毁人们对于进步及未来的相信,甚至一些民族间的战争还增强了人们对于国家与进步的相信。如法国革命带来的战争,传统帝国解体为民族国家等。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带来的却恰好是相反的结果。首先它带来了国家制度的改变,而不只是国家形式的变化。其次是悲观主义,一种强烈的末世情绪。

为此,19世纪到20世纪的世纪转折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这个转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彻底完成。

如果我们今天回顾并且俯瞰一百年前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19世纪到20世纪交接是一个分水岭,一个从对于进步的乐观跌入危机感的分水岭。此后接连而来的是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造成这些灾难的却不是危机,而是对于这些危机及社会问题认识的不同观念。而再进一步研究我们则会发现,孕育于19世纪、产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极权主义,影响了其后整整一百年,直到如今。

对此,布拉赫认为,极权主义问题在19世纪就在三方面已经孕育并且存在:

第一,在阶级和种族斗争的思想中,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并且得到持续发展。

第二,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社会的震盪,促进了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大大加速了这个发展。

第三,极权主义统治制度的扩展,佔据了战后危机所导致的真空,它致使新诞生的民主制度在当时迅速地遭到失败。

所有这三点,都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准备。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经济危机,它让那些观念和意识形态火热起来。这一切使得激进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反对自由主义的学说”(!)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另一方面,在建立在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所谓社会学说影响下,种族主义加剧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血统性的、地域性的族群斗争、敌友关係、强者的权力,被提高成为政治原则。为此,在达尔文颠覆性的知识论和现代科学上建立的两个极端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阶级学说,它们一出现就声称自己是科学的,绝对正确、没有错误。

这一由左或者右产生的“反自由主义”,在文化批评和悲观的文明主义者那裡迅速地泛滥爆炸。自由主义的进步和民主思想,在中欧和东欧立脚的同时就被置于疑问。在这种意义上,尼采哲学被广泛地传播。无论人们是否接受他的反犹和民族主义思想,他的激烈尖锐的反对自由文化和基督教的箴言式的言辞,在当时都和民主思想一样很容易地被人们所接受、传播甚至被滥用。

布拉赫认为,在世纪初期前后以现代形式出现的那些世界观的思想和基本问题,至今仍然影响着这个世界。这种东西作为那些所谓伟大的运动的发酵粉影响左右着我们。它包括不断产生、持续不绝的各类耸人听闻的、时髦的政治思想,或作为我们的准则,或进入我们生活日常用语且不断再生的政治观念。它涉及的不仅是最重要的政治方向和潮流,就如同在18世纪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各种激进的思想流派所赢得的那种形式那样,而且还有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变种和实验。这种倾向特别是在一次大战前后得到迅速发展。如果我们不仅把激进的政治运动看作是20年代、30年代的现象,而且也看作60和70年代的现象,那么为了理解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意识形态,乃至如何造成可怕的政治现实的,我们就必须回顾世纪交接时的情况。

人们可以肯定,这些思想和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确立,部分方法至今仍然广泛地影响着那些继续存在的形式。列宁希特勒看到战争造成的真空,利用政党,从内部充分利用了战争的精神和心理的影响,以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形态运动来运动民众,从而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诱惑,来取代那种不完全的君主专制。那个时代的还不很成功、软弱的民主造成了1917年的俄国,以及其后的发展。

②第二个时期:1917年到1923年,具体化时期。

布拉赫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助产士既影响并且帮助了左派,也影响了右派。对于右派,墨索里尼最早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在大战时建立了法西斯主义。德国专门研究纳粹法西斯主义问题历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认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取自马克思和尼采。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则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性或革命性的理解下,在世纪转折时期迅速地传播推行激进的、追求暴力的观念。这一时期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法国的乔治•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他试图把马克思和柏格森结合在一起,认为採用暴力实现目的、实现社会主义是正当的。另外一个代表则是俄国独裁的“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列宁。列宁的理论及实践直接影响了1917年后的世界历史。

1914到1918年的大战是直接造成极权主义思想突破和兴起,并且具体化的原因。在苏联,19世纪就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及专政学说,在列宁那裡被进一步扩展,1917年在他的领导下极权主义掌握政权,并且宣佈世界革命到来。在意大利,就在一次大战中产生并且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为此,战争结束可以说是宣佈了一个新的独裁时代的开始。

如果这五年带来的的结果还不能说是完全奠立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制度,那么则可以说是奠立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原理。在这五年中,就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共产党单独统治的确立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革命尝试的失败刺激下,同时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反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墨索里尼领导下他们第一次掌权。而与它平行的是,在列宁死后,斯大林接任。斯大林使得极权主义更加完善。

就是在1923年,意大利的独裁者自己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这个术语及这个要求。此后,这个影响了其后百年的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开始被他的批评者广泛地研究使用。

在这五年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极权主义化”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德国,在这一时期有两次失败,首先是1919年左派在慕尼黑的革命试图,然后促发希特勒对于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模拟,1923年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在慕尼黑掀起了独裁浪潮。

③第三个时期:极权主义的高峰

在1933到1934年,再次发生了1917年后最严重的极权主义攫取政权事件。希特勒纳粹在德国上台,从而成为上个世纪前半夜专制浪潮发展的又一个顶点。大多数在一次大战后新成立的民主社会都还很软弱,禁不住危机的动摇,为此常常借助于强人,如匈牙利的霍尔蒂(Miklós Horthy)、波兰的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葡萄牙的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和西班牙的弗朗哥,以及波罗的海沿海和巴尔干地区,奥地利及希腊(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和纳粹等。

在这一期间,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在反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思想下,如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布尔什维主义那样,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个广泛地攫取政权的潮流。在这一期间还有另外一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那就是他们同时借用了某些形式和口号,如种族主义的目标口号。

如果说在20年代在精神和政治发展的可能上还是未定的,那么,到30年代世界实际上已经处于这两个巨大的极权主义集团的阴影下了。儘管这两个集团在很多方面直接对抗,但是这两个极权集团,毫无疑问地都是多元主义的民主社会及其价值的敌人。民主社会则是以其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的成就,来对抗共产党和纳粹各自所缔造的神话的诱惑。

在这一期间大多数欧洲的年轻人,由于经济和国家的危机造成的压力在二者之间动摇。对很多人来说,欧洲在当时的形势下,未来的国家的形式似乎只有採用一种希特勒式的个人性的统治。这不仅是斯宾格勒的,而且也是韦伯的预言。

3.2极权主义制度发展扩张时期:观念化、族群化国家的扩张战争

④第四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征伐与奥威尔、泰尔蒙的反思

“征伐”,或者说用暴力来消灭不服从者,来实现并且扩张自己的极权的要求,是这种极权主义的典型特点,有它存在就一定有不同性质的征伐战争,或者是国际性的,或者是内战性的,就一定有残暴的不同形式的镇压。它的这个特点更让人看到,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化、世俗化的宗教,它继承了曾经在宗教中存在的这个极为典型的特点。

20世纪极权主义的第四个转折点是这种世界性征伐的开始,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但是实际上它是从1937年开始,从西班牙战争扩展到1939年的世界大战的。

西班牙内战的特点,就是一种普遍化的意识形态的内战。它为其后世界政治决定性的转变做了准备。其后所有那些特点,极权主义的那种“反人性”、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已经在西班牙内战的缩影中显现了。

对于这个转折点其后的发展,布拉赫特别提到两个人,英国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后来的以色列的学者雅各•泰尔蒙(Jacob Talmon)。他们在亲自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后,出于对这一段历史的经验与反思,对于极权主义的威胁为我们所作出的严肃反省及尖锐分析,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非常深刻、有效。而事实上,对笔者来说,这两个人的思想和经历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可以说是一面具有直接意义进行对比、分析、反思的镜子。

英国作家奥威尔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这造成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变。为此,他在1944年做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至今还是具有非常的意义。他坦率地承认,左派知识分子那时犯下了错误,他们屈服于那些谬误是因为他们只是想要反对法西斯,而不是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随后在1945年出版了《动物庄园》、1949年出版了《1984》,对斯大林主义、对极权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两本书对于极权主义社会及其统治者的分析,可谓是教科书式的。1950年代的中国直到今天,都在亦步亦趋地沿着这个模式存在。这是两部到今天为止,同类作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作品。

泰尔蒙是波兰裔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他的三卷本的《极权主义民主的历史》(也可以译作《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是专门对于极权主义的精神和思想起源的研究着述,至今对于认识极权主义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些观点都是他在1937年到1939年间形成的。泰尔蒙自己说,对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西班牙内战、斯大林对政敌的莫斯科审判以及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

泰尔蒙直到1980年去世时一直反复强调,他的最根本的考虑就是,极权主义思想及其行为的虚伪的民主的特点,而这就是30年代末期的那些溷乱,本末倒置出现的原因。他自己作为一个也曾经涉及于此的历史学家,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和18世纪末期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法国革命的类似性即这种所谓的Totalitarian Democracy(极权主义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所具有的极端独裁的可怕的思想及现实。Totalitarian Democracy,这个西文术语,“极权主义的民主”,被中国的共产党知识精英翻译成“民主集中制”,对中国人来说,多少年来,比西文更加重了一番欺骗性。单就这一术语的翻译,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奥威尔在《1984》中揭示的,真理部的翻译及着述都是让人们忘掉传统、忘掉这些语言本来的意义,把人们的思想完全镶嵌、禁锢在共产党的思维框架中。这个翻译也使我们看到,中国的共产党的知识精英们,即于光远们,自然辩证法界的精英们,在过去利用中文翻译变本加厉地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服务。

奥威尔和泰尔蒙这两个人,对中国知识精英有着直接的对比借鉴,及反思意义。与这两个人的思想经历、人生经历类似的就是经历过四九年前的那一代知识人,也就是李慎之、许良英、顾准等一代人,他们居然只反对国民党专制,而不反对更为极端的共产党及极权主义;他们甚至终生如此,在三十年后,依然只反对四人帮,或者反对毛泽东,不反对邓小平及共产党。他们从来没有像奥威尔和泰尔蒙那样迈出过哪怕是一步对自己的过去的懊悔和反省。所以那种称讚他们两头“真”的说法,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奥威尔和泰尔蒙,当然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对于中国80年代包括方励之们的思想及行为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参照系。

事实上无论是40年代中期后的顾准、许良英们面对的历史,还是方励之们80年代经历并且面对的历史,都远比奥威尔们30年代的历史更容易看到共产党的本质。因为他们甚至都经历了荒诞残暴,自己也被残酷整肃的反右和文革,但是,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后立即进行了反省,并且写出《1984》,而顾准、许良英们,包括方励之则究其根本,终生也没有走出自己製造的迷雾,没有看到自己步入的是歧途。

而事实上,所有这些错误和歧途是不难辨别出来的。在30年代末期,到1939年就出现急剧的转折,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合约,左的和右的独裁者退回到联合一致、瓜分世界。但是这个清晰的分界没有持续很久,由于两年以后希特勒进攻苏联,政治问题和价值问题的交叉纠结使得这种错误和溷乱再次发生。它们再次引发了一种误导及对世界政治的错误判断,从而把世界直接带入到二次大战后的冷战。

类似的历史循环,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中国社会中,在国际社会中,甚至至今还在一再重複。在国际社会中,60年代后的联中抗苏,70年代的阿富汗问题,90年代后的伊朗、北韩、以及为了对付各类恐怖集团而採取的“绥靖”;对中国改革的利用,以及在中国国内的不断地产生的只反所谓贪腐官僚(薄熙来等)、不反共产党恶性本质统治的迷思。此中最严重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授给一位典型的“真理部”培育的作家,公然在这个世界上,在民主社会吹响极权主义的号角!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残酷的历史后,在奥威尔和泰尔蒙的着述前,人们真的要问,是不愿意看,还是真的看不清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本质?

3.3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1945年后的经验历史

⑤第五个时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40年代和50年代是有所变化的时期,但是也依然可以被看作一个极权主义蔓延扩展的时期。如果说它是20年代战争与革命问题政治意识形态,30年代难以停止的独裁的继续,那么也可以说50年代在西方惊人的重建,同时也是又一次自由多元的民主制的富有成果地繁荣发展。这一人类世界发生的历史性的政治分裂在40年代就显示出来。在经历过希特勒的灾难之后,1945年后世界很快就更深刻地分裂成独裁和民主两个对立的阵营。新出现的极权主义在三个方面和40年代相联繫。

第一,墨索里尼、希特勒独裁的发展和展开,在1942-1943年到达最高点,但是同时带来了另外一面,它对于人类的蔑视和毁灭也把它自己带向彻底失败。

第二,同时期在民主时期欧洲的解放和重建也促使了抵抗力量及运动发展,以及一个统一欧洲的思想的产生。

然而,第三,最终在欧洲出现的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彻底分裂。伴随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极权主义的确立,德国也分裂成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两个国家。

1835年托克维尔曾经做出过世界两极化的预言,现在,从上个世纪1910年开始,整个世界秩序的发展应和了这个预言。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现在分别成了自由和奴役的象徵,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秘密计划控制半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的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尖锐的对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是现代社会自身面临的毁灭性问题,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继而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以及日本逐渐在世界舞台上扩张。布拉赫认为,他们用一种伪宗教把握了民众,并且试图用极端的一体化的统治支配一切。这在意大利是一种复活罗马帝国,在德国是种族帝国,在苏联则是用阶级斗争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从而到达千年盛世。

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族群杀戮中,首先是共产党对于“阶级敌人”的毫不留情地屠杀,然后接着出现的是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人类的牺牲比起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更为严重。到1940年,在欧洲大陆只剩下瑞典和瑞士两个民主国家。为此,战后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也更为强烈。曾经参与过抵抗纳粹的人们力图在战后重建民主自由制度,但是这个努力只是在欧洲的一半,在西欧,沿着大西洋的部分得以实现。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可以说大战还没有结束,从1944年苏联进军波兰时就已经开始了分裂。而邱吉尔在1946年就断言,在欧洲已经形成了一道切开两边的铁幕。其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的事件走向的是完善这个铁幕分隔,如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权、中共内战的胜利、柏林空中桥樑事件、韩战等。二次大战后的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再只是一个世界、一个欧洲,乃至一个德国、一个中国、一个韩国等。世界以意识形态和制度为区别,划分成为两个——冷战的原因是“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对立。

为此,二次大战后的新的民主制度立即被置于阴影之下。

⑥第六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变通及扩展

布拉赫认为,对于极权主义来说,紧接着上述时期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1953年到1956年,从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赫鲁晓夫表面看来似乎部分地去除斯大林的政治变化——解冻。

斯大林曾经被“部分人”认为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但是这一时期同时发生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另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权。儘管中国共产党保持着与苏联的距离,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坚持斯大林主义及其意识形态问题上从来没有打过任何折扣,只不过在这一期间他们提出自己的毛泽东思想,用以来继续本来的斯大林主义。而这在笔者看来,就是后来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政权也都是以一种变通修补、来让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正统的共产党思想及主张重新得到巩固,继续生存下去。

布拉赫在分析、描述这一时期的历史现象的时候,指出这一时期在第三世界发生的所谓争取自由的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独裁政权的建立而结束。这个现实让人们看到,所谓“现代社会”在世界的每一处都为那些披着解放运动外衣、区域独立要求的宣传煽动家和意识形态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活动舞台。这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成为了一个符号,不仅影响了第三世界,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滥漫主义——观念“滥蛮”色彩的革命英雄影响了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甚至部分教会。首先在新教中,然后是天主教,居然产生了一种革命的神学,让他们再次沉醉于政治性的宗教中。

笔者以为,这印证了笔者的看法,所谓现代社会及其潮流,不过是几百年前的宗教社会的世俗化翻版而已。而为此,对于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从斯大林去世后,就不曾离开过斯大林主义,并且更少民族和传统的内容?1966年,在斯大林去世13年后甚至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因为它是西化的产物,不过是曾经存在过的教会、教派的世俗翻版。

⑦第七个时期:极权主义对世界的腐蚀、渗透及扩张

极权主义对世界的腐蚀、渗透及扩张从第六阶段时期发生、变化到1968年到达高峰。

西方的六八年的抗议运动,这是由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发动的一场新的对于议会民主的攻击,并且导向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变化进行重新理解的新的浪潮。然而,儘管如此在这场运动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它与当初在法国革命中恐怖阶段对于民主的进攻的差别。因为那次革命其后的发展通过流血的巴黎公社,最终造成1917年至1919年的革命及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分裂,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独裁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对立,极权主义的、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所谓民主与自由的民主制的分裂与对立。

在1968年的这场运动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对于民主制存在的威胁。六八年运动开始涉及的是一种世代性的矛盾挑战。这个代沟冲突是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方向上对于以前的、老的极权主义的质疑。但是六八年的那些代表人物并没有意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根本区别,反而是轻描澹写甚至掩饰了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在关于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却试图超越暴力的界限,夺取国家政权。这就使得他们的尝试不再是一种没有危害的试验,而成为一种自我损害。而这同时就激发出极权主义概念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危害,从而,使得发生于六八年的这场运动,在70年代成为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消弱和危害。

这样一种气氛造成了在这一期间共产党政权居然一直也在试图用反对极权主义来标榜自己。儘管任何共产党中的所谓修正主义、改良派从来也没有触动过他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基础,但是现在他们却希望借所谓“缓和”和加强合作的名义,来让人们感到他们似乎在去除极权主义。儘管如此,研究这一段的历史人们立即就会发现,他们在“一党极权垄断权力”上,在“秘密监控”上,以及权贵阶层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和操纵上,除了一些微小的变化,根本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个现象,居然在2000年以后发生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认识上,毫无任何变化地再次出现。

⑧第八个时期:现代社会恶性肿瘤的扩散

布拉赫认为,70年代的特徵再次是民主制社会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带来的。与极权主义政权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和倾向的斗争,被“缓和”政策所取代。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对西方当代社会批评的各类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传播,以及三者的相交在1978年使得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争论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类相信能够在政治与经济上找出一条替代道路的想法,及和平主义、中立运动一起构成了一种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浪潮。为此,对于议会制民主与工业社会的讨论再次让人们嗅到极权主义的气息。那种计划设计的政治道德的严格性,让此后的人们对比回忆起20年代的那种自我毁灭的潮流。

但是无论如何,极权主义问题的出现却是在另外一个情境,完全和20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出现的。人们感到不再是生活在一个不断有效地解除意识形态的时代,没有意识形态的时代,而代之以一种不安全的,忧虑、担心的哲学。人们不再是如六八年运动那样,对进步充满乐观,过高地抬高了自由和社会性的解放,而是关注于反国家——在一种理想的社团意义上的对文化和社会提出批评。对于过分理性化、进步社会的声讨,把他们和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及非理性主义救助生活的乌托邦联繫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是在把物质主义或者说唯物主义的意识向后唯物主义或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的转移。

这种需要立即被极权主义所利用,他们再次以一种伪宗教的形式出现。它不仅在佔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共产党国家如此,而且在伊斯兰国家的新的建立在所谓宗教基础上的革命中也是如此。在前者,共产党国家中,共产党政府始终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要求和虚构来迫使民众与政府一致。在后者,伊斯兰国家中,一些教派的努力,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一部分派别的活动要求中,再次显示出很强的极权主义的要求。在世界的世俗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它的诱惑力再次上升。上个世纪上半叶,那种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独裁下,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可能性威胁依然存在。

布拉赫上述对于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分期分析,系统发展形成于80年代中期,但是其后30年的历史,儘管1989年柏林牆倒塌,历史却没有像福山说的那样终结——极权主义灭亡,民主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也没有像杭亭顿说的那样——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冲突支配世界,而是欧、美或者说“西方国家”“製造”的“问题”和“灾难”,不但祸及自己,而且依然严重地影响威胁着这个世界,如本拉登恐怖集团,如伊拉克问题、伊斯兰国问题,这些灾难甚至比前半个多世纪的灾难还要严重和複杂,甚至它再次让西方世界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局面。而所有这些灾难,几乎都没有超出布拉赫的研究结论。为此,最近30年的历史可以说再次证明了布拉赫的研究及忧虑的巨大价值。(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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