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〇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最后的日子（1974—1976年，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问中国大陆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着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〇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被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〇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共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尾声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真实的毛，依然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