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5日，愚园路311号，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炮召集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工人成立工人造反派组织，我也参加了这次筹备会。这次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和厂保卫科干部，当选为“司令”，潘国平也当选为“司令”。
工总司总部暂时设在巨鹿路691号老中医陈筱宝寓所内，11月7日，讨论成立大会场地，有人提出，放在人民广场，但是，上海宝山县大场中学代课老师项徳宝向包炮提出，上海工人造反派只有2万多人，成立大会还是放在文化广场召开，效果会更好。大家都同意。
11月9日下午2点，“工总司”成立大会在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举行。大会主席团成员原来有戴祖祥，还有陈阿大，但被负责主席团成员政审的“上海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兵团”（简称“炮司”）刷下来了。负责审查他们的是“炮司”的江必雄，戴、陈二人的政治审查都没通过。
戴祖祥曾是何香凝的学生，专画狮子，有一定的艺术功底，是上海第三钢铁厂的美工，当时年龄三十多岁。“工总司”的公章以及造反队的袖章设计都出于戴祖祥之手，那第一枚公章是戴祖祥用石膏刻的。戴祖祥的父亲戴天伦在三十年代时期被重庆的国民党通缉抓捕，不得已逃到上海，后与当时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联手，通过上海警备司令部任司令的女婿杨虎，曾救过上海地下党。但文革中，只要与国民党机构有过关系，都算重大问题。于是戴祖祥的父亲被算作“有严重政历问题”，戴祖祥也就被剥夺了坐主席台的资格。戴祖祥顾全大局，没闹情绪，仍然在主席台前后忙碌，做接待工作。
对陈阿大，江必雄说他的父亲有窝藏黄金之事，也不干净。陈阿大可没有那么好的态度，他说自己父亲冤枉，为自己父亲大吵大闹。
原来，8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兴起，上海红卫兵也“破四旧”大兴抄家之风。8月23日，上海有一资本家害怕红卫兵抄家，将二斤七两黄金藏到陈阿大的父亲陈七二家里，虽然这个资本家躲过了黄金被没收之事，但不久就东窗事发，陈父被红卫兵以窝藏资本家二斤七两黄金之罪名楸斗游街，黄金后交上海长白新村派出所处理。“炮司”去调查陈阿大的政治状况，街道反映说他父亲“替资本家窝藏黄金”，陈阿大坐主席台的资格也因此被取消。
11月9日这天，“工总司”成立大会因得不到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在文化广场开会的几万人就游行要求市领导曹荻秋接见。但曹荻秋没有露面。于是，大家说要去北京告状。一帮人冲向北火车站，戴祖祥乘上11月10日凌晨第一列火车，中途在南京被截留。后来这一行人成立了“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简称“一兵团”），戴祖祥担任了“一兵团”的“司令”。潘国平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指示，专程前往南京，将“北上返沪一兵团”劝回上海，因此，戴司令在上海出了名，也为戴祖祥在“11.9”大会被赶下主席台挽回了很大影响。戴祖祥他们回上海后，曹荻秋和张春桥在红都剧场（百乐门）接见他们，曹荻秋称呼戴祖祥是“同乡”，张春桥则在旁阴阳怪气地说；“同乡不同路哦。”与此同时，还有在“安亭事件”中步行北上的一帮人，成立了“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上海纸浆厂工人耿金章是“司令”。
就在戴祖祥带了一部分人北上的同时，还有4000多人在北站也上了一列火车，在上海的安亭火车站被截留，他们便拦截火车，由此造成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安亭现场没有陈阿大，他早已回自己工作的上海良工阀门厂上班去了。当时有人问陈阿大，良工阀门厂这么多造反派都在安亭，你怎么却在厂里干活？陈阿大回答说，在厂里干活，总比在安亭做反革命要好！怪不得我那时和“工总司”的人在安亭的几天里一直见不到陈阿大的影子。但当11月13日，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签订了“五条”，表明支持“工总司”后，陈阿大又悄悄地回到了“工总司”总部，成为负责工总司总务的领导。
陈阿大出生于1942年5月，祖籍浙江绍兴。父亲陈七二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陈七二为先出生的儿子取名阿大，即陈阿大；后出生的取名阿二，即陈阿二。他们全家都与数字有缘，父子三人的取名都是数字组成，叫起来也真是有趣。一说陈阿大父亲在阴历七月初二出生，就叫陈七二，另一说是陈阿大父亲出生时重量是七斤二两，所以叫陈七二。再有陈七二“窝藏”二斤七两（黄金），数字仿佛串起了个怪圈，真是凑巧。
虽然陈阿大父亲被红卫兵和当地群众楸斗，但当时杨浦公安分局长白新村派出所认为陈七二是一位老工人，属于一时不明白文革大形势，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处理，仅做了备案记录，说待后处理。而陈阿大却心怀不满，认为派出所办事不公，一直耿耿于怀，铭记在心，说要搞个明白，为自己正名。
陈阿大当上“工总司”头头之后，一天，来找我丁德发，要我帮忙代表良工阀门厂保卫科长去长白新村派出所，交涉其父“窝藏二斤七两黄金”之事。我先到陈阿大家中了解情况，陈七二本人、陈阿大母亲、陈阿大的弟弟和妹妹向我讲了所谓“黄金窝藏”前因后果。再由我陪同陈阿大去了长白新村派出所。陈阿大一脸怒气，一定要派出所所长亲自出面解决问题，要所长向陈七二当面赔礼道歉。这时，派出所所长向我解释，陈阿大父亲陈七二窝藏二斤七两黄金确有其事。但事发时他这个所长还没在长白新村派出所工作。这件事要与具体经办人联系了解。
陈阿大非要当场解决。我怕陈阿大闹得太过分，只好打电话把“工总司”头头黄金海叫来劝说陈阿大。黄金海来了，但是劝说无效，陈阿大仍然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得已，我又把杨浦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朱朝汉请来，再做陈阿大工作。朱朝汉是老公安，与王洪文也非常熟悉。陈阿大见到朱朝汉，以为朱朝汉是来帮自己的，更加气壮如牛，不停地谩骂。我们三个人一直耐心劝陈阿大，还将王洪文的意见告诉他，说不要太过份了。陈阿大才无奈地表示接受，不过还是将手指着派出所所长，愤愤地说：此事还没有结束，我以后还要找你们算账！
谁都没有想到，陈阿大以后会“平步青云”，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庇护下入了党，还当了党的“九大”和“十大”代表；在张春桥、王洪文的纵容下，在文革动乱时期，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陈阿大，哪里就有“陈表态”，这是市民对陈阿大喜欢乱表态的调侃。
1967年5月17日，上海普陀区发生“武宁路桥事件”，几千人静坐一星期，要求公安局释放造反派头头张宛卿、巩桂堂。同日中午，在上海延安西路33号海格大楼，陈阿大召集造反队开会，读毛主席语录时，将原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读成“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工人造反队”，然后又说，我就是工人造反队！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456号静安区工人文化宫召集“工总司”总部会议，搞了一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常委范佐栋。陈阿大原来是紧跟范佐栋的，经常和范作栋一起吃住，关系很不一般。但王洪文抓了范佐栋，陈阿大马上表态，倒向王洪文，表示一切听王洪文的，坚决支持王洪文，深得王洪文的好感。
在“工总司”为庆祝成立半周年召开的“5.9”大会的后几天，上海市区有六个地方张贴了“新工总司宣言书”，内容直指王洪文与上海工总司“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儿子、车子、票子），意思就是“工总司”不为工人办事，只谋私利。“新工总司宣言书”的出现，立即在上海工人造反队队伍中引起激烈反响。“工总司”总部在全市捕风捉影，到处捉拿“新工总司”成员，矛头直指曾经是“一兵团”司令的戴祖祥、“二兵团”司令的耿金章；还怀疑曾被王洪文关进监狱后出狱不久的范佐栋。怀疑“新工总司”是以这些人为主发起的。吓得他们赶紧登报声明自己与“新工总司”无关。王洪文还是非常不放心，派我去卧范佐栋的底，了解他们的动向。结果弄假成真，我莫名其妙地被诬陷为“新工总司”的策划者。此后王洪文也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迫害，将我工作单位的革委会和造反队颠覆掉。
张春桥在1967年6月3日的文化广场大会上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反对“新工总司”。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表态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工总司”所属组织都在全市极力寻找“新工总司”的踪迹和线索，以砸烂“新工总司”为借口，大搞“打、砸、抢”活动，陈阿大成了此造反派内部争斗活动的积极者！
1967年9月1日下午，上海机电一局176家大型单位从全市各地区出发，用几百辆大卡车载着3万多人涌向上海闵行地区，参加“工总司机电一局联络站”主要负责人黄胜亮在上海汽轮机厂大草坪上举行的砸烂“新工总司”的誓师大会，把对立派组织“上海汽轮机厂井冈山”成员吕林福和“上海锅炉厂联纵”成员韩启等人捆绑起来，当场示众。严刑逼供，让吕、韩等人在他们预先准备好的认罪书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是“新工总司”领导成员。在大会上，陈阿大代表“工总司”讲话，说：我只用一个小指头，不需要用大拇指，可以把他们统统打倒。参加大会人员热烈鼓掌，呼喊口号，让陈阿大得意万分。陈阿大还煞有介事地点了我的名，说我是“新工总司”常委，代号“老K”——完全是莫须有。
会后陈阿大的讲话在上海主要马路大量张贴，许多单位的造反队员被打成“新工总司”成员，他们到外滩“工总司”总部申诉告状，我当时在总部办公室办公，他们看到我坐在那里惊奇不已，以为我也被抓了！
为举办“打、砸、抢”誓师大会不遗余力的黄胜亮，后来因滥用职权，不听指挥，被王洪文送进了拘留所。我曾看到黄胜亮的家属跪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室门口，哭着哀求王洪文释放黄胜亮。
而在此大会前的8月1日晚上，王洪文、陈阿大等人就已把原《工人造反报》创办人之一董兴茂、轻工业局王兆良送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最终审查了六个月。范佐栋等闻风逃到北京，后来范佐栋还是没有逃过王洪文对他的迫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监督改造”。显然，王洪文、陈阿大整所谓的“新工总司”是蓄谋已久的阴谋。
陈阿大在造反前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普通工人，负责保管厂区消防器材，当了三年养猪兵，但一直不能入党。我们几个造反早的工厂大多在上海杨浦区，文革初期各厂开辩论会，各厂战斗队相互支持串联，所以我1966年文革刚开始就与陈阿大相识。陈阿大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圆型脸，皮肤白皙，喜欢抽烟，平时话不多，却爱在会上抢出风头，表现自己，一遇辩论会就滔滔不绝，但是讲话非常随意，东扯西拉，毫无逻辑性，
1971上半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有一个被审查人员在上海26路电车上见到陈阿大，就像遇见救星，希望陈阿大帮他还个清白。陈阿大不声不响，当车开到常熟路华亭路站，陈阿大急忙下车，那人不知就里也紧随下车跟着陈阿大，只见陈阿大急忙走向马路对面的徐汇公安分局，到了大门口立即向警卫讲，我是陈阿大，有人跟踪我，你们把他扣下来查一查。这个人也真不走运，刚从“5.16”审查室出来，一会儿又被关进了公安局。
陈阿大曾是“工总司”的一个呼风唤雨、位高权重的重要人物，上海市民无一个不知晓，无一个不记得他，送给他“武斗猛将”、“陈表态”、“五虎将”的称号，更有甚者，他差一点就当上了“四人帮”的重臣。
但人一生总会有个交代。陈阿大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也走向末路，被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16年。刑满释放后，回到原单位不久就退休了。老年生活没有了往年的威风和跋扈张扬。我有几次在上海恒丰路大洋桥附近看到陈阿大，他在地摊上淘旧货和便宜货，还讨价还价；听说他发给别人的名片上印有某公司高级顾问的头衔，在大连西路一家公司推销美国技术的饮水机，有时还做些工程中介生意。
陈阿大与我有一次时间很短、但非常有趣的对话，那是在2004年春节后的一次路上相遇。我们互相作了问候，他突然非常感慨地对我说起了王洪文和徐景贤。陈阿大说，老王（指王洪文）够朋友，讲义气，就是耳朵皮太软；讲到徐景贤，陈阿大说他这个人门槛精，太刁滑，我现在从来不和徐景贤来往。只是王洪文和徐景贤不知道陈阿大对他们的评价。在2004年陈阿大去世的“告别会”上，徐景贤还托人送上了人民币101元，反映了徐景贤人情味的一面。
陈阿大1942年生，逝于2004年，享年62岁。
《记忆》2011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