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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要人命!“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

独裁者“大清洗”,反右,抄家等,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 生活中,确实有人闻“声”丧胆,甚至还有看似强大的政权竟闻“声”丧权的例子。 而独裁者习惯、陶醉于表面的“热烈掌声”久矣,而对经济困顿、政治专制、腐败等听之任之, 最终导致这“一夫‘昼’呼、乱者四应”,权丧身亡的“祸患”。有人因“声”而惊而亡,有国因“声”而惊而亡。种种“声音效应”折射出的荒诞与沉重,的确令人回味无穷。

“风声鹤唳”、“惊弓之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形容、比喻经过惊吓的人神经极度紧张,听到一点儿“声音”就胆战心惊、惊慌失措。尽管成语总使人有夸张之感,其实成语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凝炼;生活中,确实有人闻“声”丧胆,甚至还有看似强大的政权竟闻“声”丧权的例子。

“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致人于死地。

从1956年起,关于斯大林本人以及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写出的力作,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些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如果细细体味,则更使人毛骨悚然。

在1930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便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了,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也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天文学家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新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中译本,第455-456页)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上世纪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多次提到深夜电梯声、电铃声使人惊恐莫名的生活细节,从中也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第412页)。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他也不例外,“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同上,下,第441页)。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时,这种“声音效应”会影响终生。

经过“反右”斗争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人庞董琹先生几十年来听到搬桌椅板凳的声音,就会一阵心惊肉跳。2002年3月17日,庞先生的遗孀、北京京剧院剧作家袁韵宜女士对我详谈了庞先生的人生与艺术。她无意中谈起在“反右”中,身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庞先生未能幸免,对他的批斗会经常是在院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召开,每次批斗会前布置会场都要搬桌椅板凳。袁女士说,从那以后直到临终,庞先生听到搬桌椅板凳声就高度紧张,心跳加速。所以,家中已养成习惯,搬桌椅前总先会给庞先生打个招呼,让他有所准备。

若与“文革”相比,“反右”已实属“文明”了。2004年2月29日和3月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节目分上下两集播出了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对著名演员陈佩斯的访谈。随着访谈越来越深入,陈佩斯在下集中谈起在“文革”中父亲曾被关进“牛棚”、自己被送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为了摆脱饿肚子的知青生涯,在1973年19岁时回京报考文艺剧团的事情,令人唏嘘不已。从小就因文艺太“险恶”而不让他从事这一行的父亲看到孩子在农村实在没有出路,终于同意他子承父业,让他学表演,学小品、声乐、朗诵……

陈佩斯在这个节目里讲到这样一件事:“文艺这个行当它的艰险、它的险恶不是说大人告诉我的,而是我都能听得到看得到的。我们家住在北影演员剧团,都是一排一排平房,前面是剧团,团部,后面就是我们家,都能听见里面。有一段时期,里面都是谈论剧本,谈论艺术,非常热烈,争论不休。突然沉默了,他传达文件,你听一个人在那儿传达文件,紧接着就是互相攻击,非常激烈,言词非常激烈,人们立刻就全都变了。大字报登出来,然后又平静一阵,平静完了以后又传达什么文件,然后又开始念剧本了,就这样一波一波政治运动是不断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是亲眼看见,我父亲被红卫兵、被革命群众殴打,坐喷气式,掰着手臂,用铁丝勒着,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罪名,名字上打着叉,戴着高帽子,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我母亲也留了一件全是脚印和我父亲渗出的血的一件汗衫,那个我母亲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亲眼看见我父亲领百花奖,那种荣誉,没过几天,没过两年,人们就开始朝他脸上啐吐沫。这种功与过,荣誉与羞辱,真的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我最怕的就是半夜大卡车在我们下面一停,然后咣咣你就听见皮鞋上来了,前后窗户堵着,前头就开始抓人,所以我一直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还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别人在楼道里,我们住平房的时候前头或者后面有人走路很重,我都害怕,立刻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浑身出冷汗,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他说,“所以我父亲就一直不让我做这一行儿。但最后还是没逃脱,可是有一点好处,就是我对名利看得很淡。”

“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经过了“文革”中“红卫兵”、“专政组”任意抄家、关押、打杀无辜者那种恐怖岁月的人们,对此种感觉当不会陌生。

在王朝、政权面前,个人总是渺小、软弱的,难免会有“风声鹤唳”之惊悸、“惊弓之鸟”之悚恐。然而,有时一个王朝、政权也会因“声音”而惊慌无比,甚至因此覆亡。

在《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中,欧阳修记述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因“声”而亡的故事。据说庄宗的父亲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继位后,整顿纲纪、励精图治,国家迅速强盛,终于攻克燕、梁并大破契丹。每次出征,他都从宗庙中请出三箭放在锦囊中随行,得胜后又把三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表示父仇已报,以慰在天之灵。“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然而“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庄宗却迅速腐化,骄奢淫逸,纵情声色,并宠幸几名伶官乱政误国,“天下不胜其冤”。不消多久,朝政紊乱,人心思变,终致叛军突起。而身边最受他宠幸的伶官最后也发动兵变,将他射杀。那天晚上“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无奈中只好割下头发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最后,庄宗身中乱箭而亡。欧阳修感叹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祸患常积于忽微”,忽视“忽微”,则祸患难免,历史早已证明此点。可能没人想到,一千年后,东欧的罗马尼亚几乎完全重演了“一夫夜呼,乱者四应”的历史一幕。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瓦拉市,大批群众为了保护一名遭迫害的天主教神父,在他藏身的教堂外围起人墙,并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此事成为导致罗马尼亚政局剧烈动荡的导火索。19日,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再次与警察发生冲突。罗马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不得不在20日中断正在外国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第二天,官方在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严厉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当讲话停顿时,会场竟未像往常那样响起热烈的掌声。片刻沉寂之后,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嘘声。此声一起,会场顿时嘘声一片,然后响起“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声。集会只得早早收场,但广场上的人却越来越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22日,军队倒戈,齐氏夫妇见大势已去,便在这天中午乘直升机仓皇出逃,当晚被捕。12月25日,经过数小时秘密审判后,他们在当天下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改名为罗马尼亚。

齐氏习惯、陶醉于表面的“热烈掌声”久矣,而对经济困顿、政治专制、腐败等早就在人们内心造成的“嘘声一片”却丝毫不查,最终导致这“一夫‘昼’呼、乱者四应”,权丧身亡的“祸患”。面对如此情景,不能不使人一次又一次想起欧阳修的“千年长叹”。有人因“声”而惊而亡,有国因“声”而惊而亡。种种“声音效应”折射出的荒诞与沉重,的确令人回味无穷。

2011-04-08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经济观察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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