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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神秘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子,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经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走,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逍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生死两茫茫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我又有点犯心跳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着“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材料,日记,全给弄走了。老刘喜欢照像,照片特别多。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没抄家的子女都围在外边往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出“新村”。来辆马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镜子不许拿,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水中间的简易房子前,可是那里的街道代表出来说,他们不要牛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马车,最后塞进一所破楼,名叫“垃圾大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真有办法,居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逼我给溥仪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回信说他没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发还给他。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

“你就跟我们去吧,可以给他拆拆洗洗,还可以听点他的消息。”他们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在老刘身边,知道他的情况,满心以为这是他们的好意。谁知这是他们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从我身上挤东西整老刘。我坐在车后边进了他们的厂,又进了一座大厂房——这就是63号。进去后被推进一间很小的屋,“哐当”门被关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觉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坏了,坐牢了。当天半夜就审讯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证拿出来,我哪里会有,这就拉出屋去整。前后整整两年半,打呀,要命呀,头发被他们大把大把揪掉。我把头发偷偷塞进被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来后非要告他们不可。粉碎“四人帮”后,叫我上台控诉他们,一个大领导叫我放开讲,我一讲一个多钟头,心跳得厉害呀!

开头他们叫我承认,说我家制造发报机,开黑会,还读反动誓词。他们在我身边摆着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认就拿屎尿灌我。他们还编了一套一套的,说我家开黑会时接国民党的党旗,叫我写,我不写就打呀骂呀,那些脏话,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听过那么下流的话,难听极了。

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都以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许停,一直昏倒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大,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去一直没打过我,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的。看你的腿肿成这样儿,我学过医,绘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知该怎么说感激的话。可是哪想到他借给我看腿伤,侮辱我。我呼救无人。拼命跟他对抗……这时我真想自杀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惨。守夜的一个女工劝我,我又想起老刘来。我要是死了,老刘放出来后怎么活;可我哪知道。他进来三个月受不住,拿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我记得我进来不久的一天,扒门缝看见过他一次背影,给两个人推着。我还一直以为他活着。我俩都在63号,他既不知道我也在里边,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些罪活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们忽然对我说:“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绝于人民……”下边的话我只听见一句,“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我当时只觉得心里木极了,没有任何感觉,也没叫喊。等他们再来叫我写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刘“一刀两断”,我忽然跑出来大哭大喊,喊老刘。一下子爆发了!

我脑子完全乱了,控制不住。忽然觉得这是假的,老刘没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经出去了,哪一天会推自行车来接我;我俩就是到处流浪去讨饭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觉得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刘,一声声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刘就在眼前。弄得63号的男女看守们都说有鬼了……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手……

这样,他们就对我说:“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住在这里,花这大的代价……”就把我轰出来。我坚决不再回“垃圾大楼”那间小屋,我一看那里的一草一木,神经就发狂。他们就把我弄到另一个地方住下,还叫两个女工轮流陪我,怕我自杀。事后才知道,63号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们很怕我自杀,又多一条人命。

老刘死那时,火葬场不给烧,是63号那帮人架劈柴烧的。然后钉个盒子,把骨灰放在里边。有一天他们来了,拿个白布包儿,对我说:“他死有余辜!”打开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刘!我一下瘫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刘的衣服给他穿上,再戴上老刘的帽子。他就是老刘。我天天不出门,陪伴着他,他也陪伴着我。吃饭时绘它摆上一双筷子。它就傻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也不用它说话,他在,就好……

后来,我的养女回来了。人家都叫我把这假人拆掉,别吓着女儿,我才搬开它。

我的养女是“文革”初去内蒙古插队的。她的命运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刘从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刘没孩子,她生下来四十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女,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 警察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〇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一百个人的十年》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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