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臂戴着“农奴戟红卫兵”袖章的才旦卓玛，与一群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合影。才旦卓玛即后来官至副省级的党的著名御用歌手。（泽仁多吉摄影）
在文化大革命对西藏造成杀劫的大灾难中，除了本地红卫兵参与破坏，有没有从中国境内进藏的红卫兵？或者说，那些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在拉萨破“四旧”的运动中，又起了多大作用呢？
于1960年进藏在拉萨中学当语文老师的陶长松，是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总司令，2001年两次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拉萨红卫兵的成立跟中国各地红卫兵的到来“没有多大关系。大陆红卫兵当中，从北京来的那些人只是影响比较大，但当地红卫兵的成立跟他们关系不大。北京是老早就成立了，6月2号《人民日报》就公布了。而拉萨红卫兵，我说过，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成立的。……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文革一开始就从北京回来的藏人红卫兵达瓦次仁也说，中国各地红卫兵所起的“主要也就是鼓动作用……我们来的目的也就是这个：鼓动。但具体的，像成立什么组织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过他承认，“在最初，这种鼓动确实起很大的作用。”
达瓦次仁和低他一个年级的同学阿旺次仁，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返回西藏的。他俩都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学生，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带回自己的家乡，从北京坐火车到了甘肃省柳园（当时是青藏线上连接西藏与中国各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在此镇设立有西藏办事处），再从柳园坐汽车到了拉萨，然后住在当时的自治区第二招待所里。这个简称“二所”的地方，原本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名为“尧西达孜”或“坚斯厦”，文革期间成为专门接待从全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的住所，在两派出现以后成为“造总”的总部。
达瓦次仁说，刚开始来的红卫兵“基本都是藏族……大部分都是在大陆、在北京上学的藏族学生……西藏民院（设在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来的最多，中央民院（设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来的也不少。”起初，“汉族来的少，后来就多了，但他们呆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在的时候大概有一两百吧。但要说陆续来的，住上几天就走的，这样的挺多的，不过我估计都加起来也可能不到上千人。”
在我采访时担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所长的阿旺次仁依凭记忆，给我介绍了来拉萨闹革命的中国各地几个学校红卫兵的概况，有北京八十中、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军工大、内蒙古交通学校等，基本上都是汉族，陆陆续续的，人数与达瓦次仁说的差不多，全部加起来可能不到上千人。在这些学校里，最多的是北京八十中的学生，有二十多人，也是1966年11月冲击西藏军区最厉害的学生红卫兵。他们因为有宣传车，在冲击军区时起了很大作用。
据阿旺次仁说，北京的红卫兵大部分支持“造总”，而且，北京的红卫兵和拉中的红卫兵还联合成立了“造总”的精锐组织“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北京红卫兵一概叫做“首都红卫兵”，包括中央民族学院的许多学生。日后成为作家并成为西藏政协副主席的益希单增，当时是中央美院的学生，是“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属于“造总”。1967年2月之后，“造总”受挫，益希单增反戈一击，加入“大联指”。不久，西藏军区要把这批“首都红卫兵”全部遣送回去，一共四十多人，有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中央民院等学校的学生，有汉族也有藏族。西藏军区派了两辆解放牌卡车，走的是川藏线。不久，中央下达平反造反派的“四一指示”，为了表示对“造总”的支持，阿旺次仁和达瓦次仁又从北京返回拉萨，一起同行的还有不少汉族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的两个同学，一个叫沈有光，还有一个姓孔。在拉萨，他们参加了为“造总”平反的大会，要求恢复被取消的“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专打”在拉萨这方的头头是陶长松和穷达，在北京这方的头头是一个叫聂聪的女老师，她是北京航空学院的辅导员，也是这个学校红卫兵的头头，据说她现在美国。还有一个头头叫魏志平，是西藏民院的学生，“红色造反团”的头头，现在好像在山西。这次，阿旺次仁和达瓦次仁呆到了七八月份才又返回学校。
达瓦次仁和阿旺次仁就读的清华大学不但是全中国红卫兵的摇篮，还出过名噪一时的红卫兵司令蒯大富。有意思的是，文革结束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来在深圳经商的蒯大富，居然认识他俩并且印象深刻。2003年，蒯与北京几位学者聚会时，对其中在座的王力雄说，达瓦次仁是回拉萨发动文革的，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清华大学的几个汉族学生，后来达瓦次仁从拉萨回北京，还送给他一把“五四”手枪。不过这一饶有趣味的细节，在我采访中并未听达瓦次仁提及。但是阿旺次仁说，他俩是“造总”司令陶长松与蒯大富的联系人，进而沟通“中央文革小组”的渠道。
以下是2001年我在采访达瓦次仁时的一段对话：
唯：拉萨本地是何时有的红卫兵呢？
达：拉萨本地的红卫兵是什么时间成立的？我不太清楚，反正自然而然的就有了红卫兵。这也其实很简单。北京在8月18日毛主席正式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地都开始模仿，红卫兵层出不穷。这以后，拉萨中学等学校也就有了红卫兵。所以说，发生在西藏的文革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可以说每一步都与大陆，尤其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北京怎么说，西藏就怎么说；北京怎么做，西藏就怎么做。
唯：那么，你们回来的时间是8月？
达：对，是8月初。
唯：有多少人？
达：记不得了。陆陆续续很多。
唯：都是从北京来的？
达：是从北京来的。
唯：你们是怎么来的？
达：我们坐火车到柳园（位于甘肃省，当时是青藏线上连接西藏与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在此镇设立有西藏办事处），然后找汽车进来的。
唯：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回来的？
达：当时我们都是要回到各自家乡去的，要把文化大革命带回去。湖南的回湖南，新疆的回新疆，西藏的回西藏。
唯：你们班上有几个西藏的？
达：就我和另外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还有在其他学校读书的几个西藏的学生，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唯：清华的？
达：清华的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还有师大的，其他的记不清楚了。我们是8月18日以前出来的，那会儿在北京还没有看见过红卫兵。我们到拉萨以后，主要就是到各单位去看大字报。而且我们各学校是各自活动，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组织，像什么“首都红卫兵”这样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行动。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可以碰得到。
唯：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大陆的学生？
达：我记得我们同时来的一批人好像算是最早的了。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我们是零零散散的，而且是自发的，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唯：有没有组织进来的？
达：不清楚。
唯：汉族来的多不多？
达：刚开始来的基本都是藏族，汉族来的少，后来多了，但他们呆的时间短，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大陆、在北京上学的藏族学生。但也彼此没有什么联系。
唯：当时你们住在哪里？
达：二所（第二招待所）嘛。就是统战部前面的那个地方（也即尧西达孜，原本是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也有今天来，过两天就走的。我们呆的时间长，我们呆了两个多月。
唯：二所是专门接待你们的吗？
达：对，接待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可能也有很少的一些旅客吧。
唯：是不是还有像北京航空学院来的红卫兵？
达：有。但他们是后面来的，我们在的时候没碰见。
唯：大概有多少大陆红卫兵呢？有没有达到上千人？
达：没有，没有，我们在的时候大概有一两百吧。但要说陆续来的，住上几天就走的，这样的挺多的，不过我估计都加起来也可能不到上千人。
唯：后来是不是红卫兵来的就多了？
达：那可能多吧，不太清楚。我们在的时候，像西藏民院来的最多，中央民院来的也不少。他们还去斗阿沛，只斗了一次，阿沛就被弄到北京去了，再没有回来。阿沛走的时候是10月份。
唯：那么大陆红卫兵的作用是什么？
达：主要也就是鼓动作用，尤其在最初，就是鼓动。我们来的目的也就是这个：鼓动。但具体的，像成立什么组织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再说我也不是什么领头的，我印象最深的也就是看大字报。
唯：辩论？
达（笑起来了）：也没什么可辩论的。这么说吧，从59年以后，我前面说过了，西藏的所有事情都是基本上跟全国是步调一致的。大陆的学生到拉萨，也就是起鼓动的作用，而且在最初，这种鼓动确实起很大的作用。但具体如何组织，当地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从年龄、经历等方面，他们肯定是更适合的。
唯：那你们和拉萨的红卫兵关系怎么样？他们的活动你们参加吗？
达：哦，哦，他们的活动，像哪里有什么批判会我们有时候会参加。这样说吧，那时候的整个活动是很松散的，一直到两派形成以后才有了比较完整的指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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