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个朋友，精通俄语，文革前前苏联有人来内蒙古访问，因为缺少翻译，拉他去临时救场。就因为这一次翻译，他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文革中受尽摧残，因不堪忍受，畏“罪”自杀。
活该那天他话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读书，会议之余，他向苏联的同志打听起该校的情况，并拜托他们回去向老师们问好。他后来非常后悔自己一时兴起多嘴，忘记了言多必失的古训。
二
刘总是五十年代初被选派留苏的大学生。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苏的全体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说毛要在当天上午九点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留苏学生，让他们几千人集中等候。可是学生们一直等到下午6点，夜幕已经降临，毛才姗姗来迟。心直口快的刘同志在日记中写道：“说来又不来，他一个人只一个小时，而我们几千个留学生每个人就等了几个小时，总计耽误了几千个小时。作为领袖还是应该有点时间观念，应该讲点信用……”在接见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讲话：“你们年轻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想不到后来中苏交恶，文革中清查“苏修特务”，这个被毛泽东誉为“早晨八点钟的太阳”的年轻人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在家中抄出了那本日记。结果属于他的未来，只是一颗冰冷的子弹。
三
文革时，内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个“日本特务”，姓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只听说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抗战后回国。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一同回来。因为没有离异，他在国内一直独身，中日没有建交，他也无法去日本探亲，过着无望、凄苦的日子。建国后，就因为他有个日本妻子，一直说他里通外国，历次运动他也解释不清。文革来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务”，天天被批斗，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
1973年，他的儿子和女儿来中国领取他的骨灰，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两个青年怀抱父亲的骨灰盒离去时悲戚的目光。
四
文革初，毛泽东下令全国“停课闹革命”，电建公司老张的小儿子无所事事，唯玩耍而已。一天，孩子在垃圾箱里捡到一个机器匣子，觉得好玩，就拿回家来。当晚，老张下班回来看到那个机器匣子，认出是一台老式收音机。第二天就把收音机送给了公司的军管会。
军管会发现这台破收音机有“USA”字样，于是责令“群专”组织通报追查。消息一出，马上有人出头检举：这台收音机是土建工地一个“老右派”的。
“老右派”立即被抓了起来，他说收音机是他过去在国民政府工作时，一个美国朋友送的。一直用着，近来有些零件烧坏了，没有备件更换，只好扔掉。军代表和“群专”组织却不认为这是真的，他们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推断：这台收音机可能是伪装电台，“老右派”一定与美帝国主义还有更深的联系，说不定还是美国特务机关安插的卧底！
于是“老右派”被断然地安上了“美蒋特务分子”的罪名，关进“牛棚”，继续接受审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他被抓进“群众专政指挥部”，上老虎凳、灌石灰水，整得死去活来。逼迫他交代与之联系的“美国特务组织”、招认“里通外国”的罪行，不交代、不招认就继续刑讯逼供。1969年，他因实在不堪忍受，上吊自杀了。
五
1975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土左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我的房东老汉1960年去外蒙古种过菜，属于国家组织的劳务输出。他没文化，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后来回来赶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俄语，没见过苏联人，就连蒙古人也很少接触，只是经年累月地埋倒头种菜。不知何故，竟然也给他戴上了特务的帽子。
那个老汉姓罗，是个汉族。说是老汉，其实当年也就四十来岁，只因经年在地里劳作，面相显老。据说，他去外蒙务农几年攒下几个钱，回村就盖起三间大正房。青砖漫地、红瓦覆顶，炕围子油画的非常艳丽。那时，大队书记也想盖房，钱有点不凑手，找他来借，只因他盖房已把钱花得精光，拿不出手，从此与大队书记结下梁子。文革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坏右”都被揪出来批斗，他也被顺势揪出来整肃。
罗老汉被当成特务抓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家有个镜框，里面镶着许多他在外蒙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他穿一件白色的衬衣，下摆扎在裤腰里。两手卡腰，胳膊上还搭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背景辽阔，十分神气。那时，土旗农村还没有人把上衣扎进裤腰里的，一是因为村民很少有皮带，一般都是棉布裤带；再者，村民也不穿西式衬衫，都是自己缝的中式布扣对襟上衣，扎进裤腰十分难看。
斗他的人问：“照片在哪照的？”他说：“外蒙。”
“外蒙哪？”
“地方说给你们也闹不机密，反正往我身后坐火车，一天就到苏联了。”
他说身后是苏联，人家便认定他是苏联特务。开批斗会的时候，他嘴硬，说：“我不是特务。”斗他的人说：“你到过苏联，还不是特务？”
“我没到过苏联。”
“你说过坐火车一天就到了苏联。”
“我说是坐火车到苏联需要一天时间。”
“你连时间都算好了，还不是想往苏联跑？”
“那是列车时刻表上说的。”
无论他怎样辩解，人家还是坚定地把他当成了特务，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游斗。
后来，他终于熬过来了，老婆却因此事惊吓而亡。那天派饭到他家，饭后，他端坐在炕头不停地抽旱烟，和我们说起此事长吁短叹。他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孩子们对他还算孝顺。
六
文革时，得胜堡来了几个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们拿着大口袋，五毛钱一斤收购厕所里经过长年积淀起来的黄白色尿硝。他们说是福建一家炮场的，收购的尿硝用来制造鞭炮。雁北生活苦，一年到头就靠烂腌菜下饭。早上稀粥炒面烂腌菜；中午莜面山药烂腌菜；晚上炒块垒烂腌菜。南蛮子吃不惯烂腌菜，也吃不惯莜面山药蛋，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问：“你们一年到头就吃这个？”
都说：“是的。”
那个年轻人两只手伸出来，做出在游泳的姿势说：“要是我们常年吃这个，就上那边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湾或是东南亚其他国家。
他们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务，在村子里游斗。逼他们也戴上纸糊的高尖帽子，敲着锣站在村子里的碾盘说：“我们是台湾来的特务，收购尿硝不是制造鞭炮的，是制造炮弹的。”
年纪大的那个人说：“我们真不是特务。我们住在海边，曾有人偷渡，但是我们没有偷渡。我们真是县里花炮厂的，不信你们打电话问问。”
民兵排长说：“问，也要斗几天再问。”
七
说起特务来，还真的有一个，不知道严格说起来算不算。内蒙古卫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个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苏，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60年，中国医疗代表团访问蒙古时，他有幸成为团员。就在代表团到达乌兰巴托的当晚酒会后，他就离开宾馆，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国进行严正交涉，蒙古国曾让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员见了最后一面，见面的地点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中间还隔着一堵玻璃幕墙。外交部的人员劝说他立即随团回国，但他执意不肯，他说，他的主要直系亲属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国内只身一人，因为实在饿得呛不住了，不想回去了。谢谢党多年来对他的培养，他绝不会做对不起祖国的事情。我方再三劝说无效，无功而返。
戏剧性的是，后来这个大夫官运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国卫生部部长。1963年，他率团来华考察，最后一站莅临他的原工作单位——内蒙古卫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装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说话也拿拿捏捏。有一个和他当年很要好的同事，在会议之余，竟悄悄和他打趣说：“圪泡，你还认得爷不啦？”他尴尬万分，父亲听到后掩口而笑，蒙方人员则一头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