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随着朝鲜战争几乎打成了平手，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袖们觉得他们有了和世界第一强国叫板的本钱。下一步，自然是要更为积极地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参与“冷战”，并积极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实现世界革命的宏图大略。这一想法，在1953年9月毛和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争论中表露无遗。当时梁提出工农之间待遇的差距太大，建议缩小。毛批评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由此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这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从这一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1953-1955年间大力掀起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热潮”，拨开“社会主义道路”等官方宣传的美好词藻，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而已。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这样，整个中国便完成了一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为党产”的转变，粮食的统购统销自然就容易得多了。这一点，连中共的党史学家都看出来了：“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就这样，农民作为生产者，和他们生产的粮食完成了彻底的剥离，彻底地失去了对粮食的支配权。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开始到1958年更为狂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文件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广西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1955年7月，“广西省桂林专区临桂县，由於粮食统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七月二日前，已饿死五百三十一人，身体浮肿的达六千人”。1955年，在平乐县，政府“普遍购了农民的口粮”，“平乐县二塘区除交公粮、卖余粮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粮253斤，个别乡每人平均七、八十斤。”1956年春，没饭吃的农民只能大批外逃。据内参资料反映：
平乐全区因灾死亡的共1，095人（饿死的323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772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5，885人，出卖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卖家产渡荒的15，776户。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钟、贺县最多。
另，横县因缺粮致死的434人，自杀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38人，卖妻子儿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肿病的9，350人。
地委书记杨林对严重饿死人的问题不但不正视，反说：我区灾情不大，死人不要揹包袱。平乐县民政科写了一个灾情报告，被县委副书记批评为：上报灾情，是想得奖赏么？在一次会议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饿死人的现象，该县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因此，灾情越发展越严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灾工作组下去后才得到制止。
甘肃的情况更为糟糕。据该省财贸部的一个绝密统计资料《甘肃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通渭、武威、张掖、平凉等十六个县在5个月内共有44，454人因饿而患肿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数已接近万人；此外，还有17，475人外出逃荒。另一份资料显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天水地区徽县全县外流人口达1185人，在少数缺粮和疾病严重的农业合作社，生产几乎陷入停滞。“据统计，从1958年1月至4月26日止，全县共死亡3139人，其中死于肿病1113人，黄瘦病327人，流行性感冒565人，其他疾病1134人。由于粮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有的农民不满地说：”共产党一切好，就是这回不给粮吃。使人信不过，想不通‘。“
又如，云南曲靖专区也有过一个“陆良事件”，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的规模已近两万人。起因是1957年公粮征购过头，县委被迫给闹粮的农民放了一部分粮，结果被云南省委定为对“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扑”的“严重右倾”，县委第一书记遭到撤换。195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便死也不肯再放粮。结果造成肿病流行，饿孚遍地。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陆良县就死了12，912人，占整个曲靖地区死亡人数19，072人的67%，全县人口的5.6%.
值得一提的是，在“陆良事件”之前，云南临沧县在1956年3-9月期间，也发生过因合作化后粮食高征购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根据云南临沧地委的机密报告所述：“事件发生于三个区二十六个乡的范围内，共因饿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两区为严重，在两个区二十五个乡中共饿死108人）”。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三定”时执行政策有偏差，多购了农民粮食而供应又未及时跟上去……五区区长马文庆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因县委原分配给四区的任务，四区完不成，县委即两次口头上加给五区781，570斤），曾向县委提出“五区任务原已较重，这样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口粮标准，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董存忠同志对此意见并未加以认真考虑，而表示：“口粮标准不能压低，任务也要完成，如不执行口粮政策叫你负责。”由于县委对来自下面的意见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帮助下面解决困难，而是对下采取强制手段，形成了层层施展压力，致使农村中强迫命令现象严重，“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做法在在皆是，不仅对地富如此，对农民也如此。
到1958年10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已经成为整个云南省的问题。中共云南省委的报告透露，“据最近核对的数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计发病三十八万八千多人，死亡三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的占半数。”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下列有意义的结论：1）虽然诸多事件发生时间不一，但起因是一个，即国家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2）人造饥荒波及的地域，在短短两年内，从临沧一个县的某几个区迅速扩展至陆良全县，乃至曲靖整个专区和整个云南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对农民口粮剥夺的普遍性；3）饿死人数目急剧上升：1956年还只有108人，两年后至少达到了19，072人，剧增了近20倍之多！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从合作化到大跃进运动，中国农村正从一个深渊走向另一个更大的深渊。
注释：
[1]《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17页。
[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页。
[1]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邓子恢传》编写组“邓子恢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北京：《人物》杂志，1996年第4期，第22页。
[1]丁抒，“‘统购统销’和‘非正常死亡’”（未刊稿）。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32-37页。
[1]参见1954年8月20日李井泉“关于几个问题的讲话”；以及1954年1月6日涪陵地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死人情况的报告》(彭水县档案馆1-1-69、1-1-68卷)。这些史料，载淳世华，《粮食的历史:彭水1959-1961》，香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本文来自淳世华先生赠送作者的电子文本，第17-26页。
[1]“山东省夏徵和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的问题”，1954年9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1954年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1955年2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甘肃省临夏专区发生饿死人现象”,1954年6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黄铭,“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北京：《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72页。
[1]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1]“广西省临桂县饿死五百三十一人”，1955年7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刘远修，“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1957年4月16日新华社编《内部参考》。
[1]该文件由原甘肃财贸部副部长张天珩提供，张因反对大跃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
[1]“云南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1957年7月22日。
[1]“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