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这人妖颠倒的十年里，那些风光无限、狂飙突进、充满暴力、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并为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扼腕悲叹。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对红卫兵这一团体进行性别区分，待人们猛然意识到女红卫兵群体的独特性存在时，审视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不由得惊叹：一向纤弱温柔的女性为何会如此凶残！仅举几例，便很能说明问题：
“女红卫兵的残酷印象事后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个女红卫兵挥舞着带铜头的皮带，向一个老者的头上打去，一抽一个眼珠掉下来了，形象极其的恐怖。”[1]
“师大女附中的校长被一群女红卫兵当场打死。”[2]
“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3]
“突然，一个女红卫兵翻出了一迭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布告吗？’”“‘好啊！你竟然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4]
……
“文革”中的女红卫兵形象何以凶残至此？这凶残的行为背后有其怎样的社会氛围作导向？女红卫兵们在政治运动中的真实心态是什么模样？以及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女红卫兵作为女知青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本文试图通过追溯女红卫兵的“前世今生”，力求还世人一个较为真实、清晰的女红卫兵形象。
一、女红卫兵的过去式：建国后女性神话的崛起
众所周知，新中国标榜的是打倒一切旧有秩序，与“万恶的旧社会”彻底挥手告别，全面进入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天地。在这除旧布新的滚滚潮流中，有关两性地位的颠覆、性别压迫的消弭等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看作体现新社会进步的砝码；对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的金玉良言，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化口号；伴随着首部《婚姻法》的新鲜出笼，妇女解除了身上的枷锁，纷纷走出家门……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平息下来，反而是愈演愈烈。很侥幸地，中国妇女从中受益，逐渐被视为完成了自身本质解放的平等成员，女性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也相继得以被具体的法律条文正式确定下来。中国妇女抗争数千年的婚姻自主权、受教育权、社会择业权、财产继承权、子女监护权、同工同酬权、妇女享有三期保护权与被照顾权，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主流意识因而断定中国已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甚至有意地将女性地位提升至历史新高——与男性完全无差别的平等。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氛围中，“男女平等”的评判准则被迅速应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建国后，无所不在的女性神话在神州大陆争相崛起。不管在政府的宣传材料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印象里，身披英雄光辉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寻常可见。女性似乎总显得比男性还能干：文学作品中，李双双、蓝凤凰式的人物屡见不鲜；生产劳动中，“铁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成为无数女性的新楷模；而在政治方面，“女性参政”的迹象亦是见强不见弱。
“女性参政”，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文革”前它最鲜明、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后妃参政”。专制的国家制度往往是“后妃参政”的温床，建国伊始，在由“党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中，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不乏“家族参政”的案例——江青、王光美、叶群等率其子女一股脑儿投身热闹纷呈的政治斗争，无疑是这一政治冒险行为的具体阐释。在党内的中底层干部中，“双职工”家庭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都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趋于平等。
笔者分析，正是由于新中国对女性地位的空前抬高，女性的自身权益得到极大满足，于是连带她们的政治热情也被前所未有地撩拨起来。在新中国女性心中，巩固社会地位的迫切渴求和攫取政治利益的贪婪念头搅和在一起，蠢蠢欲动，如秋日久旱之草原般一点就着。
笔者认为，女性作为弱势，要想改变已有的两性格局，可行方法之一便是依靠彻底的休克式“革命”来颠覆其千古未变的弱势地位，从而在新的社会分层中成为强者。“文革”开始前，中国女性追逐政治资本的社会氛围渐浓，已如危崖之转石，静候一只提供推力的手。这只手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即将爆发的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无疑为她们打开了通向希望的大门。为了达到目的，就算是采取暴力、就算是被利用，她们也在所不惜。然而，历史的可叹之处便是，利用人者往往反被他人所利用。
值得对照研究的是，中国“文革”爆发的60年代，红卫兵造反运动也席卷了全世界。同时，蔓延全球的还有激进的女性解放运动，这次女权主义运动的行动目的是“解放”而非“自由”，革命是其终极目标。运动中，女权主义者所用的手段也够辛辣激烈：后马派学者希欧多尔·阿多诺在上课的时候，一群激进的女红卫兵学生袒胸露乳地闯上他的讲坛，指责他研究的马克思中没有“革命”的味道，这次公开的羞辱直接导致大师在不久后抑郁而死。女红卫兵的力量何其猛也！
二、女红卫兵的现在进行式：“文革”中她们的心理状态及真实处境
（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阿妮达‧陈在《毛主席的孩子们》里探讨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了弗洛姆的“权威人格”：“年轻的红卫兵，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权威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5]他们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且对任何异端信仰持顽固的排斥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也当然具有这种心态。她们虔诚、顺从地崇拜“大偶像”毛主席，也在内心深处崇拜羡慕着江青等“小偶像”，将其作为自己的追随榜样和努力目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也是可以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她们在崇拜偶像的同时，自己也被其他人崇拜着。这种回圈导致了红卫兵运动一浪接一浪，不断地“后继有人”，从而也使得投入政治运动的青少年年龄愈来愈小，那些不懂事的年幼小学生往往是最顺从的红卫兵。
“文革”中，江青的地位很高，很多的样板戏、影视作品中，女性不仅是绝对的主角，而且很多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是带水的（如柯湘、江水英等）。这些向江青献媚的宣传品，占据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它们所塑造的“去女性化”、与男性无差别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深深影响了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女红卫兵一代人。
我们来剖析一个普通的女红卫兵申晓辉，她在《文革日记》中真切地记载下来了形形色色的“大偶像”和“小偶像”们，这些女偶像的鼓舞作用对身为女红卫兵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亲切的江青阿姨：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军服，显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说话声调很高，她支持我们的行动，说有人在迫害她，靠我们这些人进行斗争。由于受到迫害，她不得不在会议进行中吃药。”“北大附中彭小蒙（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以善讲演出名）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听说她初中是女二十中的。”“想想‘7·28’展览馆的彭小蒙，再想想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彬彬：我一鼓作气上了台，发表演说。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强烈支持。”[6]
再来看《红色少女日记》中的张新蚕，她也拥有大大小小无数的“女英雄”作榜样：“今天见到了慈祥、勤劳、又朴实的好妈妈刘妈妈。”[7]（这种追寻“英雄母亲”的行为和当下少男少女们的“追星”相比，情感方式极其相似）“人民日报上登载7名女同学组成的‘中华儿女多奇志长征队’的报导。我要改造世界观。”“女共产党员王翠兰，以共产党员的气魄和超人的毅力，把无限精力投入到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之中。她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感染着我。被抓住之后，酷刑在她面前都一一失败了。学习英雄，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感到格外亲切，充满了无限的力量。我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8]
女红卫兵心目中的女性榜样还有很多：作为造反派头头的聂远梓、彭晓蒙、宋彬彬、谭厚兰等；作为“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江姐、阿庆嫂、刘胡兰等等；还有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工农兵旗手郝建秀、邢燕子等等。以上女性的传奇神话都成为她们心中拼命追随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们行为举止的榜样源泉。
（二）女性的优越感和从众心理使然
很多女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中，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她们政治面目纯洁、成绩优秀、行动坚决狠辣，连很多男性红卫兵都自愧不如。那是因为“在成为红卫兵头头时，她可能已经是学校的红人。有着骄傲的经历，或者是成绩突出，或者是聪明过人，或者是班级的干部，或者是学习尖子，或者是小美人，或者小有名气或者是所有都兼而有之。得到成年人的偏爱，享受着同辈的艳羡。”[9]笔者认为，因为在青少年早期成长阶段，女性身体发育、智力成熟水平都比男性来得早，所以她们往往显得比男性优秀，因此对男同伴、同龄人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文革”来了，她们毫不避讳对权力的热切追求，一如既往地努力维持她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争第一的野心。
另外，笔者分析，由于女同学一般能歌善舞，较之男性更适合承当文艺兵、广播员的角色，因而得以在各种表演活动中容易出风头，被快速地视作排头兵，从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如上海第六女中红卫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常在外滩演出，大大强化了人们对女红卫兵参与政治活动的认可度；平日集会中，经常能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个女同学铿锵有力地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10]，为政治作喉舌，这无形中赋予女红卫兵一定的权威性。由于这些女红卫兵的不俗表现，她们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某种正统的、合法的、严肃的、受人尊重的良好印象。于是，社会默认这些女性走上街头，从事和男性一样的造反活动，甚至给她们以更高的评价。
“文革”中，一些具有领袖才能的女红卫兵确实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她们得到了女同胞的支持，也赢得了男性竞争者们由衷的钦佩，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个体优越性光芒四射：“红卫兵组织‘炮轰派’的女头头‘潘二嫂’，在我们的心中，她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女豪杰！”“‘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有结婚。理论水平和宣传鼓动极高。”[11]
作为先行者的这一批女红卫兵们既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后来加入的女红卫兵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积极要求入潮流。因为身为女性，好像天生具有一种跟风、从众的心理。于是，女红卫兵的队伍一呼百应，应者纷纷，益发发展和壮大起来。
宋彬彬作为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她上了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她名“宋彬彬”，毛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她于是更名为“宋要武”，从此，反文尚武成了一些年轻人追求的特质。对于女性而言，不爱红妆爱武装更是成了当时纷纷趋同的“审美倾向”。
再来看一则反映“文革”中女性的从众心理的例子——她们往往善于得风气之先——“破四旧中，天那么热，女演员们带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是‘四旧’。仍是歌舞团风头最键，尤其是一班跳舞的，个个苗条匀称脸蛋漂亮，说剪辫子，刷地一下全班变成了齐耳短发；说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赛似地把花露水瓶往垃圾箱里扔，像集体小合唱似的具有观赏性。”12
于是，一些女红卫兵常为跟不上“流行”而惊慌：“我常常为家里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对父母的高收入而羞于启齿，生怕被同学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了磨练自己，我坚持周末走一个多小时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车。我坚持和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穿有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一件洗掉、得发白、补着整齐补丁的衣服，心中畅快自豪，这与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时髦流行的衬衫心情是十分相似的。”13
可见，“文革”中，女红卫兵投身“造反”运动，有出于对信仰的纯洁追求，也有出于攫取优越感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打算，当然也有纯粹的“跟风”的从众心理使然。这些复杂的心态构成了女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心理图景，引导着她们做出种种顺应运动潮流而动的举动。
（三）不得不进入秩序的无奈
法国女性主义在论证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过程中，引进了一个新概念——“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她们认为女性不得不进入现有的这种男性规定的象征秩序，进入的过程伴随着女性自身的性别特质和女性意识的丢失，即这种秩序虽然给了女性一个社会位置，但却是以压抑女性的潜意识为代价的。
我觉得这种理论十分适合于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女红卫兵的社会处境。她们自愿或被迫，不得不进入“文革”的“造反”秩序（当然，用“秩序”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有点不妥，因为进入“文革”，已是“无秩序”，不存在政治规划，也没有固定的运动目标可循，通行的游戏规则便是一派不断打压另一派）。因为只有进入这种社会规定的秩序，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并且只有根据这个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个人才能有机会获得晋级、升迁的可能。
个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下生存，飘摇无定，更遑论是女性。她们必须加紧依附现有的社会秩序。女性不得不进入“文革”的游戏规则，代价是和男性一样行事，而完全抹杀掉自己温柔、善良、纤弱的所谓“女性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