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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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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文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这人妖颠倒的十年里,那些风光无限、狂飙突进、充满暴力、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并为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扼腕悲叹。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对红卫兵这一团体进行性别区分,待人们猛然意识到女红卫兵群体的独特性存在时,审视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不由得惊叹:一向纤弱温柔的女性为何会如此凶残!仅举几例,便很能说明问题:

“女红卫兵的残酷印象事后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个女红卫兵挥舞着带铜头的皮带,向一个老者的头上打去,一抽一个眼珠掉下来了,形象极其的恐怖。”[1]

“师大女附中的校长被一群女红卫兵当场打死。”[2]

“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3]

“突然,一个女红卫兵翻出了一迭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布告吗?’”“‘好啊!你竟然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4]

……

“文革”中的女红卫兵形象何以凶残至此?这凶残的行为背后有其怎样的社会氛围作导向?女红卫兵们在政治运动中的真实心态是什么模样?以及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女红卫兵作为女知青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本文试图通过追溯女红卫兵的“前世今生”,力求还世人一个较为真实、清晰的女红卫兵形象。

一、女红卫兵的过去式:建国后女性神话的崛起

众所周知,新中国标榜的是打倒一切旧有秩序,与“万恶的旧社会”彻底挥手告别,全面进入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天地。在这除旧布新的滚滚潮流中,有关两性地位的颠覆、性别压迫的消弭等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看作体现新社会进步的砝码;对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的金玉良言,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化口号;伴随着首部《婚姻法》的新鲜出笼,妇女解除了身上的枷锁,纷纷走出家门……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平息下来,反而是愈演愈烈。很侥幸地,中国妇女从中受益,逐渐被视为完成了自身本质解放的平等成员,女性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也相继得以被具体的法律条文正式确定下来。中国妇女抗争数千年的婚姻自主权、受教育权、社会择业权、财产继承权、子女监护权、同工同酬权、妇女享有三期保护权与被照顾权,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主流意识因而断定中国已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甚至有意地将女性地位提升至历史新高——与男性完全无差别的平等。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氛围中,“男女平等”的评判准则被迅速应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建国后,无所不在的女性神话在神州大陆争相崛起。不管在政府的宣传材料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印象里,身披英雄光辉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寻常可见。女性似乎总显得比男性还能干:文学作品中,李双双、蓝凤凰式的人物屡见不鲜;生产劳动中,“铁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成为无数女性的新楷模;而在政治方面,“女性参政”的迹象亦是见强不见弱。

“女性参政”,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文革”前它最鲜明、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后妃参政”。专制的国家制度往往是“后妃参政”的温床,建国伊始,在由“党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中,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不乏“家族参政”的案例——江青王光美叶群等率其子女一股脑儿投身热闹纷呈的政治斗争,无疑是这一政治冒险行为的具体阐释。在党内的中底层干部中,“双职工”家庭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都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趋于平等。

笔者分析,正是由于新中国对女性地位的空前抬高,女性的自身权益得到极大满足,于是连带她们的政治热情也被前所未有地撩拨起来。在新中国女性心中,巩固社会地位的迫切渴求和攫取政治利益的贪婪念头搅和在一起,蠢蠢欲动,如秋日久旱之草原般一点就着。

笔者认为,女性作为弱势,要想改变已有的两性格局,可行方法之一便是依靠彻底的休克式“革命”来颠覆其千古未变的弱势地位,从而在新的社会分层中成为强者。“文革”开始前,中国女性追逐政治资本的社会氛围渐浓,已如危崖之转石,静候一只提供推力的手。这只手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即将爆发的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无疑为她们打开了通向希望的大门。为了达到目的,就算是采取暴力、就算是被利用,她们也在所不惜。然而,历史的可叹之处便是,利用人者往往反被他人所利用。

值得对照研究的是,中国“文革”爆发的60年代,红卫兵造反运动也席卷了全世界。同时,蔓延全球的还有激进的女性解放运动,这次女权主义运动的行动目的是“解放”而非“自由”,革命是其终极目标。运动中,女权主义者所用的手段也够辛辣激烈:后马派学者希欧多尔·阿多诺在上课的时候,一群激进的女红卫兵学生袒胸露乳地闯上他的讲坛,指责他研究的马克思中没有“革命”的味道,这次公开的羞辱直接导致大师在不久后抑郁而死。女红卫兵的力量何其猛也!

二、女红卫兵的现在进行式:“文革”中她们的心理状态及真实处境

(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阿妮达‧陈在《毛主席的孩子们》里探讨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了弗洛姆的“权威人格”:“年轻的红卫兵,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权威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5]他们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且对任何异端信仰持顽固的排斥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也当然具有这种心态。她们虔诚、顺从地崇拜“大偶像”毛主席,也在内心深处崇拜羡慕着江青等“小偶像”,将其作为自己的追随榜样和努力目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也是可以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她们在崇拜偶像的同时,自己也被其他人崇拜着。这种回圈导致了红卫兵运动一浪接一浪,不断地“后继有人”,从而也使得投入政治运动的青少年年龄愈来愈小,那些不懂事的年幼小学生往往是最顺从的红卫兵。

“文革”中,江青的地位很高,很多的样板戏、影视作品中,女性不仅是绝对的主角,而且很多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是带水的(如柯湘、江水英等)。这些向江青献媚的宣传品,占据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它们所塑造的“去女性化”、与男性无差别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深深影响了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女红卫兵一代人。

我们来剖析一个普通的女红卫兵申晓辉,她在《文革日记》中真切地记载下来了形形色色的“大偶像”和“小偶像”们,这些女偶像的鼓舞作用对身为女红卫兵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亲切的江青阿姨: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军服,显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说话声调很高,她支持我们的行动,说有人在迫害她,靠我们这些人进行斗争。由于受到迫害,她不得不在会议进行中吃药。”“北大附中彭小蒙(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以善讲演出名)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听说她初中是女二十中的。”“想想‘7·28’展览馆的彭小蒙,再想想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彬彬:我一鼓作气上了台,发表演说。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强烈支持。”[6]

再来看《红色少女日记》中的张新蚕,她也拥有大大小小无数的“女英雄”作榜样:“今天见到了慈祥、勤劳、又朴实的好妈妈刘妈妈。”[7](这种追寻“英雄母亲”的行为和当下少男少女们的“追星”相比,情感方式极其相似)“人民日报上登载7名女同学组成的‘中华儿女多奇志长征队’的报导。我要改造世界观。”“女共产党员王翠兰,以共产党员的气魄和超人的毅力,把无限精力投入到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之中。她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感染着我。被抓住之后,酷刑在她面前都一一失败了。学习英雄,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感到格外亲切,充满了无限的力量。我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8]

女红卫兵心目中的女性榜样还有很多:作为造反派头头的聂远梓、彭晓蒙、宋彬彬、谭厚兰等;作为“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江姐、阿庆嫂、刘胡兰等等;还有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工农兵旗手郝建秀、邢燕子等等。以上女性的传奇神话都成为她们心中拼命追随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们行为举止的榜样源泉。

(二)女性的优越感和从众心理使然

很多女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中,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她们政治面目纯洁、成绩优秀、行动坚决狠辣,连很多男性红卫兵都自愧不如。那是因为“在成为红卫兵头头时,她可能已经是学校的红人。有着骄傲的经历,或者是成绩突出,或者是聪明过人,或者是班级的干部,或者是学习尖子,或者是小美人,或者小有名气或者是所有都兼而有之。得到成年人的偏爱,享受着同辈的艳羡。”[9]笔者认为,因为在青少年早期成长阶段,女性身体发育、智力成熟水平都比男性来得早,所以她们往往显得比男性优秀,因此对男同伴、同龄人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文革”来了,她们毫不避讳对权力的热切追求,一如既往地努力维持她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争第一的野心。

另外,笔者分析,由于女同学一般能歌善舞,较之男性更适合承当文艺兵、广播员的角色,因而得以在各种表演活动中容易出风头,被快速地视作排头兵,从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如上海第六女中红卫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常在外滩演出,大大强化了人们对女红卫兵参与政治活动的认可度;平日集会中,经常能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个女同学铿锵有力地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10],为政治作喉舌,这无形中赋予女红卫兵一定的权威性。由于这些女红卫兵的不俗表现,她们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某种正统的、合法的、严肃的、受人尊重的良好印象。于是,社会默认这些女性走上街头,从事和男性一样的造反活动,甚至给她们以更高的评价。

“文革”中,一些具有领袖才能的女红卫兵确实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她们得到了女同胞的支持,也赢得了男性竞争者们由衷的钦佩,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个体优越性光芒四射:“红卫兵组织‘炮轰派’的女头头‘潘二嫂’,在我们的心中,她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女豪杰!”“‘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有结婚。理论水平和宣传鼓动极高。”[11]

作为先行者的这一批女红卫兵们既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后来加入的女红卫兵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积极要求入潮流。因为身为女性,好像天生具有一种跟风、从众的心理。于是,女红卫兵的队伍一呼百应,应者纷纷,益发发展和壮大起来。

宋彬彬作为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她上了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她名“宋彬彬”,毛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她于是更名为“宋要武”,从此,反文尚武成了一些年轻人追求的特质。对于女性而言,不爱红妆爱武装更是成了当时纷纷趋同的“审美倾向”。

再来看一则反映“文革”中女性的从众心理的例子——她们往往善于得风气之先——“破四旧中,天那么热,女演员们带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是‘四旧’。仍是歌舞团风头最键,尤其是一班跳舞的,个个苗条匀称脸蛋漂亮,说剪辫子,刷地一下全班变成了齐耳短发;说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赛似地把花露水瓶往垃圾箱里扔,像集体小合唱似的具有观赏性。”12

于是,一些女红卫兵常为跟不上“流行”而惊慌:“我常常为家里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对父母的高收入而羞于启齿,生怕被同学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了磨练自己,我坚持周末走一个多小时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车。我坚持和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穿有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一件洗掉、得发白、补着整齐补丁的衣服,心中畅快自豪,这与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时髦流行的衬衫心情是十分相似的。”13

可见,“文革”中,女红卫兵投身“造反”运动,有出于对信仰的纯洁追求,也有出于攫取优越感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打算,当然也有纯粹的“跟风”的从众心理使然。这些复杂的心态构成了女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心理图景,引导着她们做出种种顺应运动潮流而动的举动。

(三)不得不进入秩序的无奈

法国女性主义在论证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过程中,引进了一个新概念——“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她们认为女性不得不进入现有的这种男性规定的象征秩序,进入的过程伴随着女性自身的性别特质和女性意识的丢失,即这种秩序虽然给了女性一个社会位置,但却是以压抑女性的潜意识为代价的。

我觉得这种理论十分适合于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女红卫兵的社会处境。她们自愿或被迫,不得不进入“文革”的“造反”秩序(当然,用“秩序”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有点不妥,因为进入“文革”,已是“无秩序”,不存在政治规划,也没有固定的运动目标可循,通行的游戏规则便是一派不断打压另一派)。因为只有进入这种社会规定的秩序,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并且只有根据这个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个人才能有机会获得晋级、升迁的可能。

个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下生存,飘摇无定,更遑论是女性。她们必须加紧依附现有的社会秩序。女性不得不进入“文革”的游戏规则,代价是和男性一样行事,而完全抹杀掉自己温柔、善良、纤弱的所谓“女性气质”。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二十一世纪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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