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文章，把文革视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启蒙期。我认为恰恰相反，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增昧期”，它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文革非但没有导致文明的升华，反而是造成了愚昧和野蛮的退化。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就是为了“拨乱反正”，而这并不是文革本身所产生的预期效果。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真正的启蒙期只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清末民初。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王权衰落，诸侯称雄，民不聊生。思考宇宙人生，探索济世解难，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韬略，成为诸派士子各自的追求。分崩离析诸侯争霸的局面，则为诸子百家提供了宣扬和实施主张的机会。从春秋晚期到秦一统天下，“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大致有300来年。
十九世纪末，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文明面临根本动摇甚至灭绝的危机，激励了士人忧国忧民的担当与勇气。中外思潮互相交融汇合，产生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中国的现代启蒙由此发轫。从1895年康、梁“公车上书”算起，直至北伐成功，国民党“清党”和建立全国性政权，新文化运动渐趋结束。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大约有30多年。而其流风余韵，依然在教育界和文苑艺坛萌发播散，更在其后二十年各界士人兴业强国、救亡图存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滚滚大潮中得到发扬。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这个“启蒙期”的重要组成和重大事件。但是，这二者还不足以完全涵盖这三十多年的“现代启蒙期”的全部丰富内容。这个“启蒙期”对于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我不同意“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集中力量抵御外敌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为了抵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曾经系统发表了许多宣扬民主的文章，美国在反法西斯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成为中国民主潮流的助推器。蒋介石表面上大权在握，但无法真正做到军令、政令和思想的高度统一。报纸揭露权贵贪渎，参政会抨击政府要员，尽管有特务的威胁和“党化教育”的压制，文化教育界依然有滋生民主的气候与土壤。救亡并没有压倒启蒙，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向前发展。国共之间的“第三方”应运而生，民主潮流逐渐高涨，民主党派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解放后只存在了短短四年。这本来是一条走向现代国家的光明之路，却被完全放弃了。通过解放初期“五大运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彻底的解构，由各种组织加以管控。
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只用了三个月，对思想钳制禁锢的效果，使中国几乎倒退了一个世纪。一切独立、理性、民主、自由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以及它们存在与表达的形式，在中国已经没有立锥之地。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冲击刘少奇司令部，各级组织成了难以逾越的坚固璧垒，采用历次运动的惯常做法，已经很难奏效。鼓动红卫兵无所顾忌地起来“造反”，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创举。可惜，这些激情过度的小将很难驾驭，无法达成他的战略目标。
“天下大乱”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工宣队和军管会取代了红卫兵，成为手执上方宝剑的钦差。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环紧扣一环，不断制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高压态势。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大学，工化系两位有多年党龄久经历次运动考验的副书记，在短短数月内相继自杀，大批教师被下放到鄱阳湖畔的旧劳改农场（囚犯早因血吸虫病高发而迁走）接受“再教育”，不少人罹患痼疾终身难愈，有的因此丧生。
文革是“增昧”的顶峰，它与“启蒙”完全背道而驰。并且造成人格与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曾经红得发紫的郭沫若，在批林批孔时不惜斯文扫地，自鄙自诬，北大的冯友兰等人，也上了“梁效”的贼船。
不少文革初期崭露头角的小将，在斗争漩涡中险遭灭顶之灾。他们在逆境与挫折经受磨难锻炼，扎根底层转换视野。有些人逐渐省悟，挣脱了文革的桎梏，从肤浅浮躁变得深刻成熟。这样的思想境界升华，并不是文革孕育出来的果实，而恰恰是走出文革取得的收获。
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借古讽今”是一种无奈而巧妙的表达方式。但是《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之类文章，都成为文革批判的重点。只有替四人帮鸣锣开道，才能以古喻今，贬斥孔子尊崇吕后，成为梁效之流的拿手好戏。
“政治谣言”，成为政治高压气氛下一种思想表达的特殊形式。位卑未敢忘忧国。“总理遗言”的炮制者李君旭才华横溢，他和好友私下议论时局获得启发，独自完成一篇足以乱真的“高仿”，说出当时千百万人民的意愿和心声。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苏醒期”。配合政治需要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思想界新风吹拂，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出现了中兴景象。但这个“苏醒期”前后历时只有短短三年，它的启蒙作用是有限的。
魂兮归来
百余年来，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艰难坎坷。一批中年学者撰写的《重思胡适》文集[注]，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知识界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论战，胡适是一位主角。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转型必须重新建立国家认同，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立宪民主的政治，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国家认同的正道。胡适认为：“新式独裁”的后果只能是“旧式专制”。
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以其无比的人望，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实行国家转型的大胆尝试。文革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和蓄意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以民主之表行暴力之实（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把执政以来的政制体系砸烂推倒重来（原组织瘫痪，建立革委会），以回归原始的乌托邦消灭“三大差别”（知青下乡，五七干校），以制造和夸大阶级斗争来维持高压态势。为了这场以失败告终的巨大尝试，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建国之后近三十年，我们已经“破”得太多，而真正应该“立”的，却没有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巨大成就，而思想建设则鲜有亮点。虽然宣传部门竭尽全力鼓吹灌输，却很难建立深入人心的共识。
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时至今日，不同的群体利益冲突与意见对立十分尖锐，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族群的“撕裂”。
以各种形式为文革招魂，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潮流。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社会弱势群体对现实不满，向往毛泽东时代的表面平等。毛泽东反对特权阶级的思想，对于消除干群鸿沟、城乡差别的设想，用“四大”方式来揭露阴暗的方法，对他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但是，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干群平等”，很多只是特定时期的表面现象或行为。历史悠久的特权制度不可能废除，怀念以往表面甚至虚幻的“平等”，企图以暴力来反抗现实社会的不公，实在是一种无奈与悲哀。
权力市场经济环境下疯狂成长的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但是采取打土豪或文革揪走资派的暴力斗争方式，将给社会秩序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与破坏。仅靠运动式的反腐肃贪，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走宪政和法治之路。把权力关进笼子，用法律制裁掠夺，根本改善二次分配。
是否承认“普世价值”，是一个关乎基本常识的“难题”。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部分从字面上和“普世价值”雷同。但是，至今也没有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深入解读。“自信”的理论家也很难把它们和“普世价值”区别开来或诠释清楚。所以这样的“价值观”，只能作为口号，悬挂在大幅标语牌上。
在一些人热衷于为文革招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呼唤与恢复大学之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大学之道”的真正精髓。如果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遭到湮灭或阉割，大学的校园再美，楼馆再高，设施再好，也没有了魂魄。
近年来对于高等教育的种种框限和禁锢，可以看作教育领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升级版本。如果中国的高校，再像文革后期那样，重新陷入僵化的死胡同，变成科技培训班和吟诵教条的庙堂，我们的教育将失去前途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初，清华的战友汲鹏曾经慷慨陈词：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而在现实生活中，历史简直成了可以随意捏塑的橡皮泥。其实掩盖和遗忘就是一段历史，无所作为、浑浑噩噩也是一段历史，它记录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僵化和道德退化的过程。
那些追求理想的殉道者，顾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正在渐渐远去，有志者仍将努力前行。杜牧的警句在耳畔回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我们能不能突破这可悲的循环，全靠一切往生、在生、将生、未生的思想者，一步步踏在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作为文革风暴核心的亲历者，我们现在都已届耄耋之年，恐怕没有多久都要走进历史。当我们在历史中和古人相遇，面对着那些先贤鸿儒、名仕耆宿，以及无数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毁家纾难的同胞，和为国捐躯的国殇英烈，我们能否自豪地说：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奋斗牺牲憧憬的“中国梦”就要实现了，这究竟是不是他们和我们理想中共同的梦？
八十年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蒋南翔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光荏苒，在我们躬奉盛世憧憬梦想之际，我殷切期望：今日之中国，能够容得下一个充分表达各种意见的理性论坛。
2016年3月20日
[注]《重思胡适》任剑涛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选自《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