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六周年。认真反思和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久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从反思的立场概括评述，着重于历史的对比与回顾，以冀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在旷远肃穆的历史长河面前，个人是那样渺小。囿于见识与水平，深感“夏虫不可以语冰”（《庄子集释》），这样的尝试也许不成功，但努力还是值得的。
“奉旨造反”与“引蛇出洞”
文革是毛泽东自编自导的一场政治连续剧，从一开始就具有“奉旨造反”的鲜明色彩。首当其冲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囊括了京畿、保卫、宣传、内务等要害部门。文化领域是扫荡的重点，掌管教育的蒋南翔在劫难逃。将预设的“猎物”抛出来充当靶子，有利于鼓动革命小将起来造反。而文革的主要目标刘少奇，则被推到前台，充当“围猎”的领导者。
刘少奇派工作组的目的，是想把运动纳入他能控制的轨道，来掩护自己度过难关。毛泽东毕竟棋高一着，他从幕后现身，“炮打司令部”，通过宏大场面制造声势，培植亲信，荡涤社会，训练民众，以求全面掌控运动的领导权。
造反的主力，是一批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工作组设定的框框很容易被冲破。清华蒯大富抓住王光美爽约一事，写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触动了工作组高度紧张的神经。用反右的方式进行反蒯，是他们最为熟悉的手段。
大会批判和小会围攻双管齐下，我参加了第二教学楼一场近百人批判会。面对着七嘴八舌、指手划脚的指控，蒯大富用肢体语言表明，他似乎很淡定。侧过身仰起头，眯着眼睛把右手往前一摊：“拿材料来！”
“怀疑一切”是当时流行的主要思想武器。蒋南翔欣赏的学生尖子叶志江不甘寂寞，写了一篇语带嘲讽的游戏文字《鬼大夫救鬼秘方》，却被视为《燕山夜话》的翻版。反复推敲的结果，居然有了惊人发现：原来秘方79页暗喻“气死周叶（工作组的两位组长）”，106页就是“叶林溜也”。所谓的大批判，简直到了捕风捉影的荒唐地步。
老蒯那不服输的倔强精神，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最大的作用，是无意中逾越雷池，直接触动了刘少奇营垒的核心，使自己成为“两个司令部”斗争中一枚极有价值的过河卒子。
北京高校的文革先锋人物，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动向与焦点有着密切联系。最近看到聂元梓大字报共同作者的一篇文稿，详细说明了大字报酝酿出炉的全过程，否认他们的写作得到过康生和曹轶欧的授意指使。
这张大字报的诞生的背景，是北大作为高校社教的试点，聂元梓等人与陆平为首的校党委矛盾逐步激化，就像瓦罐里受到挑逗的蟋蟀，非要决出个胜负死活。聂元梓等人遭受围剿，正好借着“五一六通知”的东风，来一个绝地反击。
大字报的矛头，直指校党委及其后台北京市委。虽然充满火药味，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只有经过曹轶欧与康生穿针引线上达天听，发挥“政治炮弹”的作用，才能身价百倍，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8月开始，毛泽东接连十余次检阅红卫兵，把全国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北京的红卫兵由中学的干部子弟首先发起。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以“破四旧”的名义，在一些部门的配合与怂恿下冲向社会，打砸抢抄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红色恐怖”行动，而且迅速向全国蔓延。
清华大学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把校园里源源不断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统统扑灭。“824行动”扫荡了清华园，撕毁了大礼堂前全部大字报，推倒了二校门，对各级干部和牛鬼蛇神的暴力惩罚也立刻升级。
文革中所有的派别，都成了身陷罗马竞技场的角斗士，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千方百计把祸水外引转移目标。舆论众矢之的和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成为最容易捏的“软柿子”。各派又都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以此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批判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是清华大学所有正在或企图掌权的派别的保留节目。而批判内容则大同小异，无非是招生用人的“阶级路线”以及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两个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学校领导的过错，其实并非什么“资产阶级统治学校”，主要还是受到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崛起和四一四的分化，与全国文革形势紧密关联。精彩纷呈的文斗，成为校内外关注的焦点。两派纷争从形势估计，干部路线的分歧到权力争夺，紧锣密鼓针锋相对。最后图穷匕见大打出手，堂堂最高学府搞起百日武斗，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
经过两年时间，毛泽东对革命小将“教育自己，解放自己”的真实表现，不仅是失望，而且已经完全不耐烦。他要甩包袱了。毛泽东手里可用的“牌张”所剩无几，只好派工宣队进驻夺权。
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何况这些“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他们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淡出政治舞台的命运是必然的。
九年之前，由领袖发起“百家争鸣”演变而成的“反右运动”，与文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1957年春末夏初的“大鸣大放”，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毛泽东历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有很深的成见，他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为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宣称“开门整风”，但是经过解放初期的“五大运动”，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已经“噤若寒蝉”，所以需要反复动员，多加鼓励和怂恿。
“右派”鸣放的重点，就是一本“民主经”。这本“经”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整整念了十年。但是，毛泽东早把“民主经”丢到九霄云外，以前开出的支票，干脆不兑现了。
鸣放言论比较突出的著名“右派”，大多数都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年轻的学生至少也受到过这种气氛的耳濡目染。他们的年龄、社会阅历、知识结构与政治见解，和文革时期“低龄化”的革命小将，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抵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共产党高举民主旗帜，并且在边区率先作出示范。1945年6月，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和毛泽东谈心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打破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解放后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作为共产党的诤友，黄炎培提过不少中肯的建议。在“鸣放”期间的一次整风座谈会上，针对饥荒和救灾问题，黄炎培和解放前曾主政广西的黄绍竑，都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人称“双黄会”。不久黄绍竑被打成大右派，黄炎培得以幸免，文革中黄绍竑被整死。
当年和黄炎培同访延安的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长，也是当时民盟的负责人，因为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被扣上“章罗联盟”的帽子，打成大右派。黄炎培自己虽然躲过一劫，但是这位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在曾经受过他谆谆教诲的后辈之中，竟有七人（包括五名子女）被打成右派！
储安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代的代表。他的事业巅峰是主办《观察》半月刊（1946－48年）。《观察》坚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云集了一批最著名的作者，包括胡适、吴晗、柳无忌、马寅初、张东荪、傅斯年、梁实秋、冯友兰、季羡林、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他们放言论事，对时局和社会焦点问题作出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公允的评论，吸引了大批知识份子读者。《观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后的一次辉煌，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
1957年储安平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在统战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宗派主义的根源。储的言论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不知所终。
清华大学打了571名右派，北大的右派多达800余名。北大的林昭和人大的林希翎，年轻时都受到民主进步思潮影响，参加革命工作，再入大学深造，民主革命的理念在她们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林昭书卷气重，林希翎活动能力强，两人都“死不悔改”，成了极右派。林昭遭受的刑罚十分惨酷，而她的思考也愈加深刻。林希翎的影响更大，株连的范围更广（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秘书或亲属），仅在北京一地，因此被打成右派的，就多达100余人。
“二林”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林昭惨死刑场，还要向家属追讨五分钱“子弹费”。林希翎生存能力较强，虽然属于不予平反的六名右派之列，却得以移居海外。也许出于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她不大喜欢迎合西方舆论，与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格格不入，最终客死异乡。
反右运动建立起举国舆论一律的体制，奠定了思想文化专政的牢固基础。
启蒙与增昧
从构建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基本要素来考量与分析，“右派”鸣放的呼吁和诉求，具有更加深刻的内容与合理的内涵。总结57年的“鸣放”与“反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北京高校的文革思潮，围绕政治斗争的漩涡跌宕起伏。聂元梓激情迸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深邃的意义。蒯大富包罗万象的“权经”，只是集权力角斗场“丛林法则”之大成。那些豪情满怀、锋芒毕露、风靡一时的文章，差不多都消褪了当年的华彩。而一切企图逾越雷池“触犯天条”的异端，在萌芽阶段就遭到无情扼杀。谭力夫划分阶级壁垒的《血统论》遭到批判，依然有它的市场。而遇罗克针锋相对的《出身论》，则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四三派”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论”似乎掀开了大幕的一角，旋即遭到围剿，销声匿迹。李一哲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呐喊，只有在文革后期怀疑与迷惘情绪弥漫的掩护下，才能在网罗全国的思想牢笼里，获得狭小的“放风”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