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正值苏州医学院65级学生复习迎考的紧张阶段，一场厄运正在降临。
6月1日晚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揭发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13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各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自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在苏州医学院轰轰烈烈地展开。
首先是开展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校园内公布栏、道路两侧教学楼一层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后来地方不够了，就在操场400跑道四周用草席搭起大字报栏。打浆糊的容器也由小桶换成大水缸。
大字报内容大多数是批判揭发学院党委的，也有矛头指向专家教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甚至是批判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
后来“运动”愈演愈烈，多次召开批判揭发学院党委书记刘铁珊、副书记赵凯、顾介玉，以及副院长黄文锦、陈少青等人的批斗会。
记得有一次，五年级学生王成标一跃冲上主席台，将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戴到党委书记刘铁珊的头上，紧接着拉出去游街示众。
当时学院党委全面瘫痪，下属各总支、支部停止一切活动，学院陷入一片混乱。知识分子视为牛鬼蛇神、臭老九，造反派纷纷将张奎、杨汝杰、陈明斋、陈王继善、鲍跃东、陈悦书、陈灏珠、万竟先、于志铭等老专家、老教授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小班子”进行批斗。
我亲眼看到，教我们组织胚胎课的教研室主任刘亚珍教授不堪虐待跳楼自杀，倒在血泊中。其丈夫病理教研室的刘兴文教授也被无辜打成“中统特务”，某夜在“牛棚”内用剃须刀切割腹股沟动脉和桡动脉企图自杀，幸亏被同室的学院党委书记刘铁珊及时发现才免于一死。
那个年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们大学生是不准看业务书的。我只能躲在卫生系教学楼顶层阳台角落偷偷地阅读教材或参考书。
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站在我前面的戈绍龙教授说了两句话，就被同学告密。后来两名工宣队员以走“白专道路”为由找我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评教育。
那时，批斗班主任、政治辅导员、教研室主任的大小批斗会以及挂牌戴高帽已经屡见不鲜了。就连我们医疗系65(2)班的班主任兼政治辅导员黄厚甫老师也难逃批斗厄运。
黄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带病工作，一心扑在学生工作上，与我们亦师亦友，关怀学生无微不至，这样的好老师何罪之有？
可见，当时的“运动”已处于失控状态。原来朝夕相处的同学一下子分裂成为两派，见面时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指责谩骂。各年级以及教职员工自发的10多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
1967年1月，我院的两派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团和红卫兵团）分别加入苏州市的造反派总部，一派叫支持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支派”，另一派叫踢开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踢派”。
苏州市的两大造反组织对立情绪越演越烈，7月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武斗之风甚嚣尘上。8月2日凌晨5时30分，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踢派”司令部）对当时驻守在苏州医学院一号丁字教学楼的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支派”司令部）发起总攻，“踢派”动用机枪扫射，喷撒汽油，投掷氧气瓶引爆，我院年轻教务员聂光立被当场击毙。中午教学楼被熊熊大火包围，浓烟四起。
当时，我班9名师生被围困在教学楼，他们紧紧地抱成一团。3日凌晨1时，无锡驻军传达周恩来总理电话指示，“听说在苏州医学院里支、踢两派打得很厉害，你们要立即派部队去解决，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谈，立即把武斗停下来，不能烧房子，不能开枪。围攻的一方要撤离。”
1600多名无锡驻军官兵奉命执行周总理指示火速赶到苏州南门桥解围，却被“踢派”堵截于南门桥外。直至夜幕降临、枪声依稀，我班9名师生才悄悄翻过围墙，通过解放军100医院，连夜逃到苏州城外枫桥一带，总算是死里逃生。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八·二火烧苏医事件”。
7、8月苏州市大规模武斗期间，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被迫停诊一个多月。后来两派实行革命大联合，苏州市连续开展十大战役，全面清理打砸抢抄抓五类分子，我院基础部原党总支书记刘山海和卫生系教师钱声远因涉嫌参与组织武斗分别被判刑入狱，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文革中，苏州医学院本科停止招生长达11年，导致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包括研究生教育）出现断层。文革前经过多年实践积累的医学教育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由于文革的摧残，导致我们这一届医学院毕业生知识体系“先天不足”，但是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家奋发图强，勤奋学习，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医疗或公共卫生战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许多人成为当地的知名专家。现在大多已经退休颐养天年。
但是，我们要告诉后来者，在中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文革十年浩劫这一段充满阴霾、不堪回首的历史，以及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伤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参考文献：顾钢，王馨荣《苏州医学院简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10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