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上周亦再度撰文，反对将美中竞争称为“冷战”（Cold War）。他认为，“冷战”思维是一种二维模式，而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涉及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三维博弈”，用“冷战”来类比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低估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
他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说，在“冷战”期间，苏联对苏联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两国几乎没有经济或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都深深交织在一起，在疫情和气候等生态议题上也不可能脱钩。他认为，美国现在也不像之前受到共产主义输出的威胁，而是中国操控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体系来支持其威权政府，影响民主国家舆论。
他认为，美国与中国陷入的是一场“合作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
布兰兹：美中冷战不同于美苏冷战
不过，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trategic Planning）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认为，美中之间实际已经进入了一场新冷战，只是不是美苏之间的那种“冷战”。
他表示，现在与过去确实显著不同，比如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一样，现在的国际体系也与美苏开启“冷战”的1947年大不相同。但是他认为，“我们应停止将‘冷战’视为单一或独特的事物。”
他对美国之音说：“‘冷战’本身只是一系列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其中之一，这些竞争和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上千年前，甚至是古代世界，这是国际事务中的正常组成，经常发生。因此美中竞争只是这种大国竞争的另一种表现。这些竞争有些是冷战，有些变成了热战。没有规律保证其走向哪一端。”
曾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亚洲情报官的保罗·希尔（Paul Heer）上个月在《国家利益》上撰文也表示，人们大多认为冷战就是美苏之间的那场“冷战”，但并不需要如此。他指出，乔治·奥威尔据称在1945年创造出冷战这个词的时候，他对冷战的定义只是指“没有和平的和平”（a peace that is no peace）——“一种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敌对状态”，而那时候美苏之间还没有进入“冷战”。
希尔认为，美中竞争的发展正在符合这个定义：双方升级了在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竞争，认为在这些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对他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且视相互依赖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将对方的军事能力等同于意图挑战他们的安全、利益或主权，并日益将主要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军事化，且不赞同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对民主的威胁，而北京认为华盛顿一心想要消灭中共。
他在文章中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冷战显然不令人向往，也不一定不可避免。但是难以看到北京和华盛顿——不管是单独还是共同——将会如何采取必要步骤避免冷战。”他指出，美中两国的国内政治也在将双方推往零和对峙的方向。
冷战会否变热战？
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今年早些时候在《德国之声》上撰文认为，拜登政府或许没有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的意图，“但双方围绕名为竞争实则对抗的布局及采取的手段，已经导向冷战轨迹。”
他认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高票通过的、旨在与中国在各个方面抗衡中国的《战略竞争法》，体现两党在对抗中国方面的高度共识，可被视为新冷战形成的标志。不过他也指出，由于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化中所形成的某些形式的相互依存，这场新冷战并不是美苏“冷战”的简单翻版，而且完成变成美苏“冷战”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
不管是否将美中竞争贴上“冷战”的标签，观察家们都普遍认为，两国将进入一场围绕包括经济、地缘利益在内的一场持久较量与竞争，而且有理由担心，如果没有管控机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约瑟夫·奈今年年初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中共认为可以通过封锁或占领一个近海岛屿来胁迫台湾，或者发生船只或飞机相撞事故而导致人员伤亡，那么，之前所有的赌注都没用。如果美国通过冻结中国资产或援引《与敌国贸易法》来应对，那么世界可能很快滑向一场真正的冷战，甚至是一场热战。
布兰兹说，美苏“冷战”之所以没有导致热战，一方面是核威慑，另一方面是美国在1940年代末建立的紧密的盟友体系，尤其是北约，也形成强大威慑。
他说：“问题就是这些将会如何有效地适用于美中竞争？我担心，我们正迈向一个非常紧张和非常危险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