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开始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母亲那里索取五分钱子弹费。这些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仿行。官方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揪斗17万名分属九个类别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的比例都不低。
有文革辩护士说文革大规模的死亡伤残是“失控”造成或是“必要的代价”。且不说这些辩护的荒谬，我们还应该细看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五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斯大林对他的政敌布哈林等还举行了装样子的审判，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几乎所有的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审查，检讨才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的说法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施害者暂停迫害是为“解放”。）“砸烂公检法”全国实行军队接管，犹如戒严般的体制，代替人为的无政府状态……。
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资，物质极度匮乏。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大跃进时也有过公共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在文革中，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又成为“走资派”的罪行……。
和赤柬关闭学校一样，文革中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五年不曾招生。后来招生以初中毕业填补生源。1969年8月的备战“一号通令”下，大批大学被迫在短期内迁出城市。如后来赤柬撤空金边的预演。北京的大学中，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军属住房。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竟是一名莫名其妙的“王副政委”……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青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约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的人被送去农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全部下乡发配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削弱了城市，削弱了家庭。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破坏起码的社会生态的粗莽决策，后患无穷。竟然有文革辩护士说“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6、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
以上这些被文革的捍卫者、吹鼓手不断肯定、美化的“新事物”，也迷惑了不了解真相的外国人。直至今天还扭曲为今天改革开放的“前人铺路”的试验。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和与其相联系的文化，实际上只能是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残酷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必要的。
7、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谁害死了周瘦鹃？
那些今天还在为张春桥脸上贴金的人，说张春桥被“妖魔化”了。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相比还少十几个。长期盘踞上海的张春桥的罪恶，完全没有被夸张。
2007年，我为一法国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发表，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徐景贤《十年一梦》和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的权势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委会三号人物（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下）十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据“内部统计”，上海文革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四百三十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死者的名字。同样，聂元梓在书中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却没有对北大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一声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害怕提到受难者就会被人追问谁是害人者，所以干脆不提受难者。’
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向受难者表示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相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更没有悔罪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妖魔”吗？
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马克白》里表现马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要是张春桥和徐景贤看这两个戏，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心里是否会嘲笑马克白和诸葛亮软弱？
《文革受难者》中有一条是作家和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照片上的这口井里“自杀”。我把“自杀”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而是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被迫的自我了断，有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的“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互相“武斗”的造反派两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周瘦鹃。
周全1968年时年纪还很小。她说，她听说，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在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过“斗争”和“批判”。但是周瘦鹃在1968年被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见照片）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
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干的。”（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就要置之死地？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效率很高。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学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周瘦鹃是中国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
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一个二十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张春桥在三十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三十年他写《狱中家书》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吗？张春桥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计的，是在愚弄人。他不是妖魔，就是个坏人和罪犯罢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比如，我写过的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有人为施害者辩护，说这些残忍和野蛮行为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因为互不相识。这当然是一种无理的辩护，残害无辜的“革命”，只是一种犯罪，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
综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这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在下一年里，文革迫害和杀戮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但是，见证者也会继续见证历史。对历史的准确的描述，是规划未来的基础。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像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一直欺骗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听到林肯的这段话，终生难忘。
（写于2016年7月-12月。王友琴：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获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同年赴美。现为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有《文革受难者》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