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荒谬的政治运动，真可谓“摧枯拉朽”，把家庭这个原本应该集结世上最美好情感的温馨港湾，异化成龚自珍笔下“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病梅馆。笔者不幸就是病梅馆中一棵病梅。较之大多数关起门来还能享受人伦天性的其他右派子女更不幸的是，我是戴着“家庭右派贱民”的帽子，在病梅馆捱过苦难岁月的。
这篇稿子，本是去年我在外地进修期间，应“右派”父亲出专集而写，种种原因未能面世。搁置一年多未料邂逅铁流叔叔和他正在全力投入编辑的《往事微痕》。我答应他将初稿修改后再拿去发表。未想这一应承，又将我变成了一个艰难的“产妇”。这篇稿子就像个难产的胎儿，要考虑篇幅限制恐无法吐出鲠喉之物，又不甘就这么交出孕育多年的“孩子”。我将对既往和今后、活着的人和死去的魂化不开的重负，拧成一股强大的责任感使命感压向了这个“胎儿”。我不愿他仅做哀怨状分娩。我希望他面世昭告人们的不是纠结苦难而是唤醒良知。人轻言微却不自量力让我饱受折腾无法满意脱稿。一直延宕到2009年这个刚过去的端午节。
初稿的框架是在另一个城市的公园建构的。时间地点变了，但场景却惊人的相似——又是愁雨盖地，又是在公园。我一口气翻阅完父亲头天送来的九本《往事微痕》。因为是节日又下着大雨，园子里空无一人，只有《往事微痕》里那些划右时与我儿子现在年龄相仿的前辈们泣血述说的陪伴。雨点斜飘到屋檐下贴壁蜷坐捧读《往事微痕》的我身上，已是饥肠辘辘却不思果腹。我不时要移开视线用深呼吸来平复波澜起伏的情绪。透过雨帘，我仿佛看到无数双眼睛正在注视着我，目光落寞又期待。我起立，向着雨空深深地鞠躬。那一刻我灵性豁开：面对人世间深重的苦难，语言永远显得苍白，文字永远难以达意。我唯有向我的天父上帝寻求力量和帮助，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认真态度，去完成这份人生答卷。但愿读者在此看到的，不仅是量化了的文字，更是一颗为你们热切跳动的赤子之心……
一
被我戏称为“老顽童”的父亲又在忙于编辑与反右题材有关的书籍了。几个月前就向我约了稿，当时也没多考虑就应承下来了。
未曾想到，这个曾经多次在我写满少女愁滋味的日记中出现，在一些信件、随笔、稿件里总会不时触及的伤痛话题，到了终于可以出“专题文章”的时候，居然会感到无从说起而屡屡后推动笔时间。此时真正悟到古人“只道天凉好个秋”是个怎样的境界了。
这些年，一本本有关回顾右派受难的书籍，还有发表在网络上那些大胆披露的文字，看得连自己这个右派女儿都麻木了。“字字血声声泪”，这个小学课本里常用来控诉旧社会地主恶霸的通俗句子，用在此处倒是百分的贴切。原来人心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痛到极处是麻木，再往下就是欲说还休的回避。
回避还因为——这辈子如影随形的心伤已经不愿轻易触动。写这类文字会搅动情绪影响睡眠，何苦来？
回避更因为——在如此深重的苦难面前，你还能有什么极致的发挥呢？于是乎，思维休克就不足为怪了。
想来自己就是处在这几种理由充分的回避状态了。然而既已在父亲面前做了承诺，怎忍让正在与生命时间赛跑的老父、叔伯辈们失望呢？也有违自己信实的秉性。交稿时间迫近，命令自己这个周末必须动笔。
初坐定，面对冰冷的电脑屏幕却仍是一阵发呆。索性起身，撑着雨伞向附近一个街心公园走去，试图和着淅沥雨声梳理下纷乱的思绪。
埋头漫步阴雨中空荡荡的公园小径，不经意间抬头，却见右旁树丛下站着一个白衣小女孩。四目相对，女孩眉宇间透出淡淡的忧伤和一丝企盼的眼神，让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迈向了她……
交谈中得知小女孩13岁，正在念初一。话题转向她父母家庭时，女孩脸色凝重起来。她告诉我已经两年多没见到亲妈妈了。父母五年前离的婚，她现在是与父亲、后妈及妹妹（后妈带来的）一起生活。“你和妹妹处得好吗？”我关切地问到。“不好，她总是找茬与我吵架，还打我……”她幽幽地回答。“那你雨天一个人来这里，就是为了避开妈妈妹妹的是么？”“嗯！”她重重地点点头：“平时在学校还好点，周末好难过”，声音哽咽了……
一股浓郁的惺惺相惜伤感情绪猛袭过来。我掉转视线平复下情绪,然后试图转移话题：“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最大愿望是什么？”“我打算设法找到妈妈，最大愿望就是早点见到她，和她一起生活……”
小女孩的话语，重锤般将我的心敲击得生疼。这个忧郁的小女孩哪里会想到，站在对面这个比她大了将近40岁的阿姨，也是来自破裂家庭,也是从小怀揣与她一样的希冀，至今内心里还活脱脱地装着那个做梦的“小小女孩”呢！
早在几年前,我与一个有思想的年轻网友，因为同看了《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后，就书中那个曾经红了多年的政治人物史良出卖朋友的行为是否应该得到原谅的话题展开了讨论。我在发给他的邮件里，就有这么一段关于自己的真实描述：“许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即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两个我”打架的场面。再进一步甚至会出现另一个影像。曾受过强烈刺激的人在特定情境下偶尔会出现这种状况，这是有生理心理学依据的。每当我因儿时经历引发心理暗潮出现深久些时，会有一个小小女孩出现。是那个曾好想好想两只小手一边一个，牵着爸爸妈妈温暖的手跳着走的女孩。在那个离婚率极低极低的年代，女孩身边的孩子都能拥有这样的牵手机会的，天性善感的她太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呢；是那个曾好想好想让妈妈亲昵地搂抱着，爱抚着，听她柔语呼唤“乖宝贝”的小小女孩，这原本是普天下母亲，即便是动物的母亲也会向孩子展示的天性，生性重情的她太弄不懂，伴着亲生母亲的自己为何就得不到呢？你知道我现在打字的手抖得有多厉害吗？小女孩有太多的‘好想好想’，但我现在写不下去了……”。
这个隐藏内心已跟了我好多年的小女孩,我一般是不会拿出来示人的。我有个网名叫做“模子碎了”，意即上帝已经把造我的模子给击碎了，除了他，这世上很难有人能够懂我，更难以理解我内心的这个“小女孩”，我又何必随意出示她而遭人亵慢呢？苍天弄人哪，就在我为构思会触及心灵隐痛的文字来到这个寂静的园子时，偏偏会遇上这个与我相向而立，已经与我内心那个影像合为一体的小女孩。我环顾四周,平日喧闹嘈杂的公园，这个周末的下午似乎只为我和她——两个身世相同，做过相同梦的“女孩”相逢而预留了这份清冷。上帝只把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单独留给了我和她——两个被父母带到世上，却得不到父母正常关爱的残缺生命。任由一对孤苦孱弱的灵魂，在这个阴暗的下午，和着越下越大的嘀哒雨声瑟瑟震颤……
我是个秉性追求真实的人。虚构“高于生活”的文字从来不是我的擅长。我也压根就没想过要在这篇文字里编造任何戏剧情节去哗众取宠。然而围绕这个题材的写作，所发生的这一幕是如此真实自然，又如此让人不可思议。
我于是豁然悟出我该如何为这篇文字取材定性———人世间深重的苦难其实没有可比度。任何不幸对于承受的个体都是百分之百的苦难，都有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难以预料的后果。我早就有过这样一个计划：余生要做一件将苦难升华为价值和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利用自己医学生理和心理学知识，结合自己做女儿、做母亲的双重经历，内心体验，向这个喧嚣功利的现今世代发出呼吁——没有足够的爱和责任感，不具备一定教育常识的人，请你们不要做父母！你们的孩子有权拒绝出生！
我与这个同样来自离异家庭的小女孩不同的是成长背景的差异。我的悲剧不能不追溯到那个荒谬的年代，那场错误的反右运动。现在有种奇怪的论调：陈年往事不要再提，美其名曰“不要活在阴影中”。这些人哪里晓得，追溯历史并不等同于活在阴影中。对所有悲剧制造者行为的宽容，就是对那些真性情、正直善良、老实柔弱蒙冤死去或活着的灵魂极大不公！这种良莠不分其实也深深地污染了后人的心灵，污染了德行的尺度。出卖朋友的史良如果还活着,可以善待她这个人,但行为不应该宽恕！有人问孔子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圣经里也有许多类似“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等伸张正义的教诲。
很喜欢一位二战集中营幸存者，后来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基督徒说的这句话：“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只要我们面对暴行沉默不语，我们就是间接地助长了暴行”。是啊，我们不应忘记过去，我们不要漠视伤痛！记住不是泄愤，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触痛不是记仇，而是为了后来人不再心痛！
那么，就让我利用父辈们开辟的这块思想园地，将身为右派女儿的我内心最大的苦果——那个年代残缺家庭带来的伤害一吐为快吧！
二
我出生于1956年。还不到一岁，父亲就因57年被划为右派与母亲离婚，从此注定了我阙如父爱父教的残缺人生。屈指算来，我与父亲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怕也没有一个月吧，所以我不会有章诒和那些大把确凿材料来谈父亲和那场运动。有关这些话题，父亲自己已著文不少，而世面上此类题材的伤痕文字也已经够多。就让我跳出窠臼，以我的经历、体验，从另外一个视角道出一个右派女儿的“惨”字吧。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且不谈成长过程中社会对我们的不公，先谈谈自己成长的家庭环境与母亲吧。想提醒的是：这里写出的是一个女儿眼里真实的母亲，而不是熟人朋友眼里我母亲的另一个形象。
现在经常会听到有人骂共产党比国民党还黑。其实在我看来，现在的某些共产党是已变味了的。真正“原味”的共产党倒是有些并不谋私不腐败，但有最可怕的一面——党性高于人性。以我现在分析，这种所谓党性，就是对极权的错误信仰加上个人私欲。其私欲就是在那个年代最被鼓励的，强烈的“上进心”下掩盖的虚荣心，自我膨胀的表现欲，为此可以六亲不认，出卖朋友。史良在并没有外界逼迫下，抖出了与章伯均的私人谈话，她不是“不得不为”而是“主动为之”，这种出卖朋友的卑劣，就是这种私欲的结果。我的母亲，与她表现形式不一样，却因同样的私欲（相信那时她自己也意识不到）加害了她的孩子。多年后，我才明白了她的这种私欲产生的条件——人性的弱点，亦即后面将阐述的人人具备的内在罪性，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催化成熟了！
母亲17岁偷出户口，从北京原本较舒适的家出走，加入南下大军来到本地。与同是从汉口南下的我父亲，结成男才女貌令人艳羡的“革命伴侣”。这是一对不折不扣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合。连我们三兄妹的名字都取的极具政治色彩。（我后来改名了）。热血、狂热信仰的代价是：父亲因说真话被划右，并被开除双职谴送农村改造。母亲有迫于压力的因素，更有与右派分子彻底决裂的原因，选择了离婚。我们三个孩子后来都随母亲生活。无疑生活向我年轻的母亲展示了残酷的一面。可悲的是母亲在党性与母性之间仍坚定地选择了以前者为重。而且比以前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来洗刷“右派前妻”的耻辱，来满足我前面提到的分不清是上进心还是虚荣心的那种东西，来表现自己是真革命的左派。这一来苦了我们几个幼小的孩子了，生活上疏于照料，蓬头垢面，现在儿时同学聚会还拿我常常穿歪裤子打趣。那时“吃饭”的概念大多是与餐票和食堂联系在一块的。放学晚了或是玩疯了忘记时间自然只有饿肚子。打小，身边的同学、小伙伴们回家后围桌吃饭，或打开碗柜就能找到饭菜的情景，总会刺激出我的妒意来。也因此，有时母亲带我们到馆子“打牙祭”，沿途买回一些零食的片段，就成了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所以在这篇文章还未展示母亲非正常的常态面目时，我要先用母亲很少显露的正常一面滋润一下苦涩的回忆。
撰写此文我着重要谈到的，是母亲对我们的施暴教育，从身体到心灵，尤其是后者。如果说共和国大小政治运动不断，那么毫不夸张的说，我家的政治运动亲情格杀也从未停歇过。而且影响更绵远。
正如前面提到的，很积极很马列的母亲工作一直十分忙碌。能回到家展示母亲温柔亲情的时侯不多。然而就是这点有限的时间，还被我妈“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精神领袖。在别的孩子“排排坐，吃果果”的年龄，我家却常常是另一幅景象——三个小毛孩围着表情严肃的妈妈，各自手捧一本“红宝书”，从我已深铭脑海的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逐段学习。我们吸溜着鼻涕，抗拒着窗外小伙伴们嬉闹声的诱惑，怀着稍不留神便会有耳光上脸的恐惧战兢，怯怯地跟着妈妈一字一句的念着背诵着毛选语录。那些枯燥教条的政治术语就这样被硬性塞进了我们的童心世界，潘多拉魔盒也从此随着毛选哗哗翻页声在我家开启，“阶级斗争”的序幕随之在被政治化、格式化了的我家无情拉开。
妈妈在我们眼里更多时候就像是家庭的政治统帅。“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称谓用在她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她对我们的教育言谈常常是严肃着一张脸，大谈毛主席的教导，革命者应该如何。满耳畔是“狠斗私心一闪念”的提醒，动辄便是“自私、落后、反动、资产阶级思想”的谩骂指责。这还算是和风细雨的呢，最惨的就是毒打。原本就有性情暴烈的一面，又深具“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的妈妈，把在外面受的气，以及在那个年代她不可能不遭受到对“右派前妻”的歧视，她为此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一股脑儿撒向我们，那种毒打及折磨手段之残忍甚于后母，是与她在外夹着尾巴追求“上进”，留下的笑容可掬可亲形象有强烈反差的。今天我写出来，会让她的那些老同事朋友们难以置信的！我以为这也正是许多共产党人和追求政治表现者或许自己也意识不到的两面性。
容我现在匆匆跳过太多的细节，免去太多挨打的回忆。我只能简要告知：我们的头都被母亲用火钳等打开洞，血流如注地去医院缝过针。搓衣板在哥哥膝上一劈几节，我们的头发不知被揪落多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文革期间已经被小伙伴孤立了的我和哥哥有次去江边玩，哥哥脱下衣服跳到江里游泳。站在清澈水中的他，刚发育出健硕肌肉的身体就像金钱豹，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触目的伤痕。我提醒他别往水深处去，才13岁的哥哥却回答我“死了还好些”，此刻我还能记得当时心被揪得生疼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都是些听话的孩子，很小就分工了家务，勤快能干能吃苦，比现在的孩子省心多了，但仍可怜兮兮的皮肉苦不断。
论起皮肉之罪，数有男孩顽皮天性的哥哥领受的最多。论起我将在此篇里重点谈到的精神心灵受到的伤害，要数我这个最小的、后来却被划为“家庭右派”的孩子最惨了！天性多情善感，此生不知父爱滋味的我又被有如此强烈党性的生硬母亲，过早地在小小童心上撒下一把又一把的盐。使我备受伤害的原因，还有读者不难在此看到的：我很难“顺适”的个性特质及善感。大凡做过父母的都应该清楚：孩子的成长，本身就是个需要用爱和正确的教育方式不断去矫正行为的过程。而我母亲党性至上、缺乏爱和正常理性的“完美主义”教育，只会滋长孩子撒谎、乖僻的个性，于是她越打越难满意，越不满意就越打，事无巨细扬手便打操起家伙就揍已成可怕的惯性。那时我们挨打的导火索之一，是我们有时偷偷跑去看已从农村回到本市的父亲。这本是天性使然，却被虽已赤化却仍难免受牵连的我妈大大不容，斥我们为“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我的哥姐早已在母亲的淫威下噤若寒蝉，惟有我这个真性情不识相的要来上一句：“人性没有阶级之分”。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诞生了我这个家庭“右派贱民”。河东狮吼般的母亲暴跳如雷，把我胳膊上的肉都险些咬下来。打得死去活来，还在年前两天飘雪的冬日，逼我剥的只剩一身单衣赶出去漂泊了好几天。再加上我后来在政治表现、入团等问题上的冷漠，以及一些观念上与她的分歧，使极左的我妈恨死了我这个家庭内定“小右派”。变本加厉的折磨，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折磨不光在肉体，最不堪的是人格、自尊及精神上的摧残。小孩嘴馋私下吃了家里的零食被她说成是“偷盗贼”。我爱看的名著被她斥为“黄色小说”。还记得我16岁生日那天，她把我正在偷偷捧读的《牛虻》扯个稀烂在地上狂踩。
我妈还有个折磨人的绝招，那就是动辄敲着你正在熟睡的床，或者正在使用的桌椅，说这一切都是她的，逼你从睡梦中或是伏案时“滚出去”，而且“滚”之前还得剥下衣服，因为那也是她或者她的亲友送的。计划经济年月户口粮食本就是生存之本，离了它们寸步难行，我妈也牢牢把它们掌控起来，让你即便是还栖身这个唯一住所也无从糊口。母亲对儿女们变态摧残手段真像我们当年被控诉的“土匪恶霸”般，罄竹难书啊！我结婚那阵就是遭遇已记不清母亲第多少次的驱赶，良辰吉日是从借住朋友一间破房子处凄楚出嫁的。在封建习俗严重的本地，这种“寒酸”给我后来不幸的婚姻生活带来何等影响，大家是不难想象的。
